中国文学需要边疆精神的鼓舞——答青年诗人铁梅问

韩子勇

铁梅：听说您刚从绍兴领奖回来，有何感想？

韩子勇：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也是对先生的一生和文学影响最大的地方。今年是先生诞辰120周年，鲁迅文学奖终于确定了最佳的颁奖地，也是永久的颁奖地。在绍兴，鲁迅是永恒的话题，如同“先生”这个称谓在文学界仅指鲁迅，绍兴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地方。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与第一届不一样的地方：一是每一种文学样式只评出四年中出版、发表的五部作品，比上届少多了；二是评委换了一半，而且每一个评委会要有二名北京以外的评委；三是年青人得奖比上次多。要我看，应一年评一次，每种文学样式只评一部。

铁：听说您不再想写文学评论了，这次获奖是否意味着您的评论生涯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韩：写作的动因与获不获奖无关。文学评论我会一直写下去，但数量上可能会比较少。我在寻找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不是更专门，而是更综合。我感到目前中国的文学评论的写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技术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空洞无物、面目可憎，或者是肉麻的广告化的吹捧，缺乏诚恳、缺乏感情、细节,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写作者人生经验的投入。好像医生在给病人手术，貌似客观中立地用冰凉的刀子面对血肉。

铁：与此次获奖的其它评论家相比，是否更突出了您的独特性和自己评论文本的另一重美学价值？

韩：我获奖的这本书——《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是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它源于我1992年申报的一项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课题完成后一直无钱出版，最后几经波折、列入中华文学基金会评选的《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才得以出笼。这本书也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新疆作家协会分别推荐申报评奖的，我要感谢这两个机构对我的信任，感谢理论评论组的评委把这项荣誉给予一个生活在边疆的默默无闻的写作者。

在这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里，我感到欣慰的是为当代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有价值的话题：就是在社会转型之中，在一个大国之内，把偏远省份、特别是我比较熟悉和亲切的西部的文学写作，作为一个特别的问题提出来，观察它的发生、状态、特性、母题、原型、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学生态环境、写作的风俗习惯和成长中的隐含的成文不成文的规则。这个问题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它和今天的市场化、现代性的增长趋势有关，和新背景中的文化生产、传递、变异有关。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个话题，比如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问题，已经被一些人提起和注意；我感到沮丧的是，这个话题被提起和注意的同时，也已经被误解和歪曲，这种误解和歪曲同样是这个环境的产物和宿命。如果说“独特性”，就是这个话题在中国文学界，是由我首先提出来并给予回答的。

这个话题的价值还在于它的隐喻性：可以联想到整个中国文学，在后现代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环境中的情状——虽然这是可能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因此，我说，这个话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是有效的。

铁：有评价说您的评论文字本身就是美文，这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这种语言是怎样形成的？

韩：还没有真正形成，我还在寻找。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它还是一个基金课题时，一些专家鉴定意见说，它的叙述过于散文化了。而我认为这正是一个优点，甚至它还不够生动、活泼。国内这样写理论书籍的不多，叙述上的确“另类”一些。

铁：诗意与理性，您距哪个更接近？

韩：“诗意”与“理性”？这是谁区分的？

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东西，它们就是一个东西。今天的许多毛病，在于“分类”。人在各种“分类”中越走越深，最后人消失了。我们离不开“分类”，人类的“分类”倾向根深蒂固，但“分类”很可能是思维习惯中最大的形而上学，它把一种现状、现象固定化、模式化，把它从它的广阔联系和环境中单独拿出来，做成一个缺乏联系、孤立、静止的标准，来要求新鲜的事物。偏离了这种模式，人们就感到混乱、就无法认识。

工业生产过去是越标准化越好，现在也开始改了，要个性设计、柔性设计。精神劳动就更应该特立独行、保持创新的冲动。我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没有纯之又纯的东西，任何分类都相对的、过渡的，包含“杂质”的，否则就是超稳定、就是绝对的“是”而没有“否”，就没法变化、发展、运动。

铁：获奖使您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程有了一个回顾的机会吗？

韩：获奖使我在缓慢中经受了一次意外。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文学的写作也好，文学的影响也好，在今天都是一种“缓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今天”，就是“速度”，它是“今天”的“王”。今天从“物”到“人”，都有一种迫不急待的特性。

打个比喻，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当天晚上，我从晚上9点多开始看风凰卫视，一直看到深夜3点多钟，一夜都在想这事。但十几天之后，我再看这类报道，已经很烦了。这么大一件事，死了好几千人，可能对未来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一件事，在我这已经过去了。这可真够快的，一转眼就不再新鲜了。和这种外部世界、心灵世界的“速度”相比，文学是一种“慢”，是“今天”的细节的“收藏器”和“博物馆”，好让人在令人晕眩的速度中作一个“停留”，以便看清楚因高速运动而模糊的人类风景，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在“今天”的魅力。“慢”的东西才更保鲜、更有力，更持久。

相比之下，对我的写作而言，获奖只是这“缓慢”中的一个意外的瞬间，是“缓慢”中的“缓期执行”，会很快地被忘掉。

铁：您通常如何把握文学，或者说文学现象，您的被评论对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韩：一般来说我习惯于把一种写作动向与社会、时代的精神气质相联系。某种写作动向上的潮起潮落，有着另一种“万有引力之虹”的牵引，这就是如气流般吹拂在群体心灵之上的复杂情感与经验。应该说文学的风土、气质、趣味，就生长于这蒸腾弥漫着的民族血肉之中。在这个大的视界里，我更愿意沉溺于它的细节，包括细节上的变异、反常。对于文学批评上的“宏大叙事”，我是主动的。 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我基本在主动的位置上。既然鸡蛋是好的，没有必要再去看看鸡婆或者鸡窝。当然，碍于情面的应酬之作也是有的，那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

铁：您对新疆青年作家怎么看？

韩：景象不错。

我不是文学上的风水先生，但我的确认为文学是有风土的。象绍兴那个地方，在各个领域，已经死去和现在健在的名人太多了，给我的感觉那里是“伟大的亡灵们开会的地方”、是“今人和古人对话、争吵、相互搀扶和相互推搡的地方”，那里的巨灵们的恩恩怨怨、那里的文化与精神的密度太大了，让人目不暇接、甚至喘不过气来。

相比之下，新疆需要积累。物质经济上的积累、文化建设上的积累，需要一种连绵不断、经久不息的创新、消化和收藏，需要筋络般盘根错节、密如蛛网的优秀的血脉与人气。文明的工作不是一天完成的，我们需要向前人致敬，我们需要壮大文化和文学的谱系。

新疆的文学和新疆的文学青年，有一种青春的气质，这与许多传统深厚的地方相比，特别明显。新疆的青年作家已经形成群体突破的状态，象上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沈苇，象现在已经有较大影响的刘亮程，象北野、黄毅、卢一萍、徐庄、王族、陈漠、军成、胡康华、高兴、贺海涛等等，有那么二、三十个人，起点都差不多，都具备一定实力。

铁：如果放弃评论，您会选择哪种文体继续您的创作生涯？

韩：我马上四十岁了，好象才刚刚上道。未来十年可能基本决定我最终能写出点什么。我想写一本书，书名是《深处的族群》，它不是理论，也不是散文，是个人经验、阅读札记和沉思漫想的杂揉。我想进入一种中、长篇的思考与写作。

铁：虽然您的评论文章中充满了诗意和或隐或现的情愫，但我时常也有一种感觉，似乎您有一种学者型的风格，这种风格我在新疆其它青年作家中没有见过。

韩：我有吗？——我不太想固定自己，不想把自己归类。

铁：从事文化管理工作与写作并没有冲突，依个人智慧高低而论。大智者，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应该是举重若轻的，对您来说正是如此，对吗？

韩：冲突主要是时间上的，好在现在有大礼拜。我觉得思考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写作不需要多少时间。

我很欣赏周涛的一句名言：“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一件事主义”我是赞同的，可惜我做不到。其实这句话还可以反着说，而且也没错。记住一点，所有的名言都是名人说给名人的，当下的生活才最可靠。

铁：文学批评在新疆的现状如何？怎样加强？

韩：文学批评这几年被人诟病，文学批评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如同在很多领域存在的情况一样，文学批评沾上了过多的商业化的气息，许多的作家作品座谈会变成庸俗的吹棒，一些文学热点的炒作其实和文学无关。比如海子、顾城的自杀，比如“美女作家”的讨论，比如“上海宝贝”和“乌鸦”的炒作等等，都是作为类似明星绯闻的娱乐新闻来出现。这些所谓的文学界的热点其实和文学无关，和创作无关，当然也和严肃的批评无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小报起的作用很坏，批评的真象被掩盖。

新疆虽然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热点”，但严肃的批评也严重缺失。我觉得大学、报刊有作好这方面工作的基础，大学形成一个这方面的人才圈，报刊办好一两个固定的、有影响的栏目，形成一种氛围，情况就会逐渐好起来。

在内地，大学不光是教育机构，还是一城一地的思想库，是一城一地精神与文化的“生产车间”。北京没有北大、清华还是北京吗？内地大学在学术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人士，与社会的联系很密切，不断有声音从那里传出来，也不断有人到那个环境中去参加活动。在新疆，在文学创作界、批评界、传媒与大学，本来就势单力薄，更应该多走动，形成合力、资源共享、相互影响。

铁：关于文学批评文本的优劣，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它与取得的影响、效应成正比吗？

韩：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不管是文学史的写作、文学现象的判断、还是具休的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应该是有新意、有原创性、有独到的发现和体会、成一家之言、有美妙的叙述和论说、文采飞扬、气韵厚实流畅。其实，好文章是一种创造。要说影响和效应，短时间看，新闻化的东西可能更直接，但优秀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是新闻，它的影响可能更缓慢，也更本质、更持久。

铁：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批评家有那些？爱读哪方面的书？

韩：这不好说。我大学学的是政治，对我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一些哲学、文化学、社会学领域里的大师。但这种影响具体兑现到我的写作中就比较间接，是一种背景和语境上的东西。在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上，象特雷·伊格尔顿、本雅明、罗兰·巴特、杰弗逊、哈罗德·布鲁姆等人的书我都喜欢，但也都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我读书是“游击主义”、不求甚解、跟着兴趣走。

铁：在当代小说中，您最喜欢哪几本书？

韩：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檀香刑》。一直到现在，一提到《檀香刑》我就很兴奋，脑子里就翻腾这部小说给我带来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复杂感受。莫言的这本小说，一下子把中国小说界摔在了身后。我以为到目前为止，《檀香刑》这部小说，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小说创作发展中最伟大的收获，和任何一部当代世界名著相比，都毫不逊色。这部作品非常“中国化”，可以看到与传统的对接和延续；同时，它又非常不确定，从文本到内容，都很丰富。我预言：莫言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相比之下，高行建后来的东西不值一提。

铁：请您谈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好吗？

韩：创作与批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当然是比较理想的说法。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搞创作的作家一方面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联系评论家；另一方面又看不起搞评论的，有机会就拿评论家开涮。这很伤人，也很浮浅，那种卸磨杀驴的行径，其实是一个人格问题。当然，评论家有时也很成问题，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我始终觉得，搞批评的人和搞创作的人不要走得太近，他们真正的联系应该从作品开始、到作品为止。

铁：你怎样看西部文学的前景？

韩：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对“西部”在中国的现状和位置作了一个判断。我以为，中国之难，难在发展不平衡，这才是最大的国情。我们有些地方的发展水平已经和香港差不多了，有些地方竟然和非洲相类似。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政策、法律的制定、统一和有效性，没法很精确，只能是一种原则，留下太大发挥空间，让各地因地制宜，因为不在一个发展平台上，概念也不一样，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土政策”，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就在这。

马克思早就说过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地方也可能成为精神、文化上的第一小提琴手。在文学这个特定的、对“物质和技术装备”要求较低的传统领域，西部边疆的文学可以对中国有独特的贡献。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文学、非洲艺术等，都曾深刻地影响世界文学艺术的版图。文学是“心灵的手工作坊”，它天然地有一种“向下性”，民间、低层和偏僻之境是它们最普遍的栖息之地。文学家的“出身”和文学作品的描写范围、文学的“血地”，有着另一张不同于标志和描述物质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地图，文学的地图是“心灵和精神的地图”。在这张“心灵和精神”的地图上，偏僻之境往往生长文学的“重镇”和精神的“巨灵”。如果有时间开列一份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出生地的谱系和伟大作品描写范围的谱系，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于通常印象的秘密：我们的边疆和偏僻的故乡，大多也是文学的“故乡”——尽管成名之后的旗手们，多是选择了中心化城市，但遥控着他们写作，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文学的故乡。

从现实和可能上，我想说：中国文学需要边疆精神的鼓舞。

2001年国庆节、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