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细雨中的呼喊----节选自《边疆的月光》

　　在某种程度上，余华的这部长篇是对他以往创作的改写与阐述。我们不仅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与以往的创作相一致的主题，可以发现那种连贯深化的创作感觉与写作情绪，可以明确地体会到那种叙述语言上的转借性，而且也可以从结构的松散与片断特点猜测这正是以往创作的连缀与袭入。也就是说，这部长篇无论在技术层面或是在价值层面，都带有“演义”的性质，是用于“普及”的“话本”－－尽管如此，《呼喊与细雨》的可读性仍十分有限，特别是它开头的几万字，并不能指望顺当当的“推门而入”，也需要有一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

　　在这部小说中，余华一如既往地不断触及死亡这个有趣的话题。余华对死亡的乐此不疲和精道细腻的描述，为这部小说的“人间性”提供了一个不断破碎和渗透崩溃的毛边。在这里，故事的流向和发展、人物命运的延伸与拓展、情节的连贯与承接、事件的分布和聚散，都因死亡醒目的契入而发生改变，它们或中断、或偏移、或游离、或强调、或抵消，从而使作品的面貌变得细碎起来，像散落的珠玉独立成章－－这部长篇的许多章节也的确可以把它们从主干上分离出来、当成散文来读。由于作者这样细腻、大量地静观死亡，生存的短暂得以突现，美或恶都变得相当刺目，也相当脆弱。特别是与那种强大的死亡形式相比较，生存或生命没有充分展开即告完结，而死亡反倒具有一种日常性，一种异常完整的形态。“人间性”的观念被动摇了，正如“呼喊与细雨”这个短句所泄露的情境，一种压抑、惊惧而又略带淡漠的“诗意”散发出来：雨夜的事变和生命的猝死又被雨夜所掩盖、所冲洗，最后变成脚下光亮的街石，变成平淡无奇的一幕风景。

　　在这里，死亡是惊险的游戏，它失去了价值目标，它随意开始也随意收场，来不及判断也不需要判断，它不是用来印证和放大生存手段，它与生命无关但却骤然降临。死于救人的弟弟孙光明，他享受的待遇是幻想，紧接着是一连串的举止失常。最后变成一种笑料；戴鸭舌帽的、游手好闲的吹笛手，青春的洒脱、独来独往的自得、小小恶作剧与悄然袭来的黄疸肝炎一样，有着一种忧郁性质，人的生与死都像那种使人无力的疾病一样带有某种传染性，是一种需要小心隔离的东西；苏宇的死亡也极其突然，如同他的敏感、神经质、生的无助和柔化的理性，毫无准备但只蓄已久，像夜露打湿的晨风在太阳到来之前变成散失的白雾。苏宇死于睡眠初醒的那一刻，死于脑血管破裂，他目睹了自己生命的消失和亲人难以忍受的疏忽，他没有力量提醒他们，就像没有力量在这个世界和自己的青春欲望相抗衡。也许，这也算作死亡理由的一种；祖父孙有元与父亲孙广才的死，是惩罚的另一种形式，前者是个人阴谋，是祖父对抗父亲的一种手段，他的死一波三折，是与儿子的最后一次较量，而孙广才的死则带有“审判”的意味，是从个人意图中抽象出来的普遍形式：“安排”这个恶人在酒后跌落粪坑，是对他肮脏炽热的情欲的一个注释。

　　纵观余华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不断设置的种种“死象”，我们除了可以体会到那种死的偶然与无常，死的猝然袭来与不加选择，还可以感受到冥冥之中一种牵制，一种对应的力量，一种常态。这样，尽管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倒下”，但却没有偏离他们大致的位置，偶然变得正常，生与死之间构成一种恰如其份的联系，一种沟通。这种联系与沟通虽然没有逻辑的支持力量，但无疑符合于经验与直觉，符合心灵与环境的暗示。因而，尽管这部作品大量地涉及到死亡，但给人留下的色彩和感觉并不灰暗，而是带有一种童话般的透明，带有一种优美和忧伤的调子，带有空灵的幻觉与幻想。与作品异常完整的死亡形式相一致，那些“长不大”的生命沉溺于热烈的惩罚与救赎。在这里，作者的童年视角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作品所披露的世界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来得以实现的，色彩、感觉、理性、对待死亡的态度、与成人的冲突、行为规范等等，都基本被压缩在这个视角之内，它的可解性也与这个视角相联系，甚至这部作品的标题，也体现了孩子式的感觉与态度。余华在这部作品中所采用的童年视角，与他以往的创作相一致，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引入故事之后，这种童年化的个人记忆变得具体而完整，并通过特定的对象结构显示出来，不再是那种表象的空间了。这样，时间与空间、物象与幻觉、阴谋与暴力、生与死、惩罚与救赎等等这些以往看来怪诞不经的东西，在这部作品中具备了与以往不同的完形能力，叙述结构的设置与生活史的契合使得它们再次重现，并且带有讨人喜欢的风尘感－－可以认为这是余华的一次自我注释，一种美好的后退和妥协。尽管他在这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并不断受到以往的叙述经验的牵制从而在个别地方重蹈过去的路子，但总体而言，他还是相当克制，把自己以读者习惯的方式暴露给读者。

　　我一直以为，余华对死亡乐此不疲的兴趣，对惩罚与救赎的热衷，对阴谋与暴力和时空的过份敏感，对幻想、颓败和神秘的关注，与他的少年视角有相当大的关系。用童年这种脆弱的生命来对抗成人世界，无疑是一种绝望的要挟。因此，死亡、惩罚和热病般的幻觉既来自于成人的打击，也是少年生命的自戕，是由青春这个快乐的躯体上引发出的另一个极端。因此，“细雨”中的“呼喊”，既是成人阴谋中的一部分，是压制的结果，也是无助的生命惊惧于“被抛弃”后的提醒，是童年的一种夸张，一种渴望注视和关怀的手段。

　　童年视角的引人、个人记忆的重现，还使作品的时间、空间和流动的物象与事件带上了梦幻般的色彩。事件开始变形，心灵的景象和实物混淆起来，现实迫害与捏造的妄想交织在一起，外部打击与青春的自戕似乎具备了因果联系，性的自渎与发泄、繁殖与革命、成人的混乱和偷情构成骚动不已的氛围，危险变得实在起来，现实疑窦丛丛，对于青春本身和外部环境所设置的重重圈套，个人处于自投罗网的无知状态，根本无法预知和把握自己的生命。因此，在余华的这部小说中，生命带有一种“他性”，它飘离心灵对自我的控制与感受，随时准备投入和消弥于“细雨”之中，不留些许的踪影。这样，死亡的突发性、日常性得以浮现，在少年生命的快乐或忧伤之中潜伏下来，而人们对此全然不知。余华的这种思考与写作，正是基于少年对死亡和生命、对青春和成人世界的一种特有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余华小说有着相当可靠的写实成份，他怪异的故事与幻觉，他对阴谋和宿命的体验，他骚动不已充满险恶的尘世环境，不是主观的夸张与变形，反倒是被动摹状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可以把《呼喊与细雨》当作青春小说来读。尽管这部长篇的相当一部分涉及的是成人世界，但由于作者的少年视角，我们不能说这个成人世界是公正的、无可挑剔的－－相反，在余华涉及于此的时候，这个成人世界是作为对立面而出现的，代表秩序、权威、暴力、阴谋、惩罚、性混乱。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成人”，是粗暴的、施虐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洋溢着人性的恶。并且，一旦少年生命与这个世界相妥协、变成“成人的帮凶”，也就同时变成堕落和不洁的一部分：譬如大哥与小弟，譬如国庆与刘小青，等等。与此相反，余华着意于强调青春的友谊、特别是同性间的友谊，譬如“我”(孙光林)与苏宇、与国庆和鲁鲁等等。很难说在这种柔化的理性支持下的友谊不含有“性的因素”，这是奇怪的阅读经验，但我的确从这种友谊中嗅出一种难堪的亲昵－－或者至少，这种友谊中有一点类于血缘的东西，有一种“家庭”的味道：他们有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交流自渎的小小乐趣，他们的羞怯、身心的颤栗和情感的波折与背叛，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共享的意味，都互相依靠和投入，像是迫于环境压力的最小的“结社”，有一种磁化的内倾力，必须相互扶持和依存才能生活下去。

　　余华细腻的笔触，忧伤但却骚动不已情调，和对青春期细微变化的指示，非常成功地为我们描摹了一幅风俗画：那种生命的盲目性，那种无助感，那种惊慌失措，那种无法排泄的生殖萌动，那种既危险又快乐的感受，那种苍白、贫乏和幼稚的理性，那种无法自拔的罪恶感，那种自虐与自恋，那种破坏欲，那种惩罚的恐惧，那种无望的救赎，所有这一切都非常逼真而又令人难堪地被刻画出来，公布出来，让人百感交集。此相对照的则是成人世界的自私与暴力，则是抛弃与漠视，则是出卖、、背叛阴谋和公开的性混乱，则是普遍的不负责任的状态。这种写作意图上的“杀父”行为，是否定“历史”的另一种形式，救赎被再一次地搁置和轮空。孙光林被亲生父母抛弃后，又再一次被王立强的偷情所抛弃，他温暖人生的朋友苏宇又离开人世。他在失去了权威之后又失去了平等交流的可能，他与比他还要弱小的鲁鲁之间的关系优美的让人落泪，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儿”，成了一个“哑人”，他的呼喊像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倒闭式的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群清纯如水的人物：孙光林、苏宇、鲁鲁、国庆、海外侨胞笛子手等等，他共同特点是“失父”，是柔弱和无辜，是青春的失范。他们都有某种自我倾向，有重返子宫的潜意识活动，他们沉静、敏感、清幽而又骚动，遭受外部环境和青春生命的双重压迫。他们脆弱，浑身没有一点骨质。

　　余华的这部长篇基本上是由一些片断连缀而成，故事没有什么固定的发展方向，也找不出十分可靠的中心线索和戏剧性的高潮，它的开始与结束都显得相当偶然，没有刻意去强调叙述的边缘。因此，整个文本有一种“悬浮感”，有一种过渡色彩，一切还没有确定下来，没有我们常见的肯定“意味，它的出现与消失像是无意的“闯入”。这种文本效果似乎暗合了这部长篇的标题：呼喊与细雨。那种星稀人的雨夜所传来的呼喊，使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真假莫辨，被夜幕和细雨遮掩的事件发生在远处，它所留下的痕迹与夜的倦意混杂在一起，人们敏感而又麻木，清醒而糊涂，正处在现实与梦幻、真与假的边缘。余华的这部长篇缺乏中心结构，但却并不能由此推断它缺乏历史与深度－－相反，正是由这部长篇引发了我对余华以往的小说创造的价值思索。

原裁《文论报》199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