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Page 1

一部村庄的遗像——刘亮程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

韩子勇

　　近几个月，海南的《天涯》、武汉的《今日名流》、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新华文摘》、《中华读书报》等媒体，纷纷以较大篇幅介绍刘亮程的散文。新疆作协闻鸡起舞，也开个会，名字叫《围绕着铁锨的世界——刘亮程散文研讨会》。没有办法，你家的鸡叫得再早，别人的鸡不跟着叫，就不能算天亮。那怕是太阳照着屁股别人的鸡才叫，你也只好再叫一次，否则不好交待。什么叫号召力，什么叫话语的权力，这就是。经过这些强势媒体的定位，在今天文学的夜空中，在星河灿烂的银河系之外，在月淡星稀的西北角，算是有了这么一颗新星。

　　我在写作此文时，刚有一颗巨星陨落——青海的昌耀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跳楼坠地，我的朋友沈苇在纪念文章《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中写有这样一个细节：“《中国的大西北》摄制组将昌耀作为西部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给了几分钟的镜头，我们的诗人显然受了摄影机的惊扰，在青海省作协的那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里忙乱着，说些听不清楚的话，我在电视画面上突然看到桌上一大堆书稿旁放着一只脏脏的醋瓶，就是西北穷困农家常见的那种——那时，我流泪了。”（《新疆经济报》2000/4/1）

　　在一般人看来，生活中昌耀是笨拙的，到死也没有真正适应。我想起一个词：“如鱼得水”。“如鱼得水”是正常的，“如鱼得水”不是一个稍高一点的评价，但这个词揭示的是更严峻的情况：生存的窘迫、山穷水尽，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在西北，笨重的灵魂和笨重的生活堆垒着精神与物质的高地，有时让人喘不过气来。昌耀是这方面的极至。刘亮程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他的生存智慧和写作的智慧一样多，这一点他很自信：“内地杂志已经找不到象样的作家可炒了。诞生一个作家不论好坏都得上十年的功夫。杂志社不会耐住寂寞等你出头。文学的中心地带被挖空后，刊物的目光自然而然会转向边疆地区，边疆成为文学的淘金地，这个时候好东西是很难藏住的，你躲得再远迟早都会被发现”（《新疆日报》2000/1/4，《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青年作家刘亮程访谈录》）。刘亮程不会躲，一般而言，事成之后的自我评价都有一种夸张的轻松感，但作为朋友我们都能理解而且很难禁止他这么说。大家心里明白，中心地区即使没有热闹也可以制造出热闹，至于文学，对中心来说，多少来一点边疆的调济和插曲没有什么不好，这一切虽改变不了什么，但能为边疆带来虚假的想象和期待。不是有一名流传挺广的名言嘛：“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刘亮程现在出名的是他的散文，但写散文是这几年的事，他早年的收成是诗歌，现在的散文是他早年诗歌的“重写”。刘亮程没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主要的生活经历是在天山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一个叫黄沙梁的地方度过的。放牛、种地、上过几年初中，然后在乡农机站当农机管理员，一干就是十几年，这时开始写诗歌，1994年辞职跑到乌鲁木齐一家报社打工，开始写散文。其实，在他写诗歌的时候，就已经是新疆最好的青年诗人之一了，当然，也应该是全国最好的青年诗人之一，不过在内地没什么人注意。写散文只是业务上的转移和扩展，而且数量也不多。新疆人民出版要出一套《大坂丛书》，一共三本，我的一本《当代的耐心》，伊吾的一本《上路的日子》，他的一本《一个人的村庄》，交稿时候一册十二、三万的书还差一半，他就化了个把月把它写完，于是有了今天中国散文界的这个话题。刘亮程的诗和散文数量上都不多，都只是勉强够出一本书，现在他基本不写散文了，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小时候读课文，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我没和外国人生活过，没法比较。但现在我对这个说法比较保留，认为它基本是一句普遍适用的恭维话，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句话，似乎用在南方、用在那些一年两熟、三熟的地方的农民还凑和，季节、土地在摧人，但是在北方、在西北这些地方，就令人怀疑，一年一熟，靠天吃饭，离开土地有没有别的门路，总不能发神经乱干一气，至少冬天得基本闲着。我的意见是，南方人勤劳不勇敢，北方人勇敢不勤劳。当然，这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比如清兵入关，附逆者多为北方将领、士绅，反倒是南方将领、士绅抵抗惨烈、杀身取义者为多。中国的儒学、名节，所谓的“汉贼不两立”，在南方尚保留较多，几千年北西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由于经历较多的战乱、饥馑、流民和多民族血统的混杂，人们心旌摇荡、心意迷乱，传统早已成为漏斗，早已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

　　但是，刘亮程比较懒散是可以肯定的，农民习气比较重，而且是西北那种有一搭、没一搭，能过日子就行的农民，所谓油手好闲之徒，文中自称“闲锤子”。在农村，所谓闲，是躲避正经事由，并不是不爱活动。相反，凡是“闲锤子”都是特别爱活动、有活力的那一类。刘亮程人闲脑袋没闲着，他把他生活的那个村子摸了个透，说起村子里刮的风、下的雪，好象一个义务气象员。比如，风从西边过来，先是把西边的村子各种味道带过来；风被木桩划破一个口子，留下一道长长的缝隙；风在深夜象个怪物推动院门，等等。昨天一起喝酒，说起春天去野外转转，他说没哈意思。他说清明节回家上坟，农民用农药拌种种棉花，风里一股子农药味，好象进了化工厂。再比如，他写阳光，“住在村东头的人，被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这是一天的头茬子阳光，鲜嫩、洁净、充满生机……而当阳光漫过一个又一房顶到达村西头，光线中染了太多的烟尘、人声和鸡鸣狗叫……早晨村东头的屋影、树影、烟影、人影层层叠叠压向村西头。早晨的影子是残梦，是梦幻与现实的暧昧与交替。在这种影子里长大的人，忧郁、怀疑、好妄想。午后村西头的影子正好反过来压向村东头。午后的影子是疲惫，是一整天劳动带来的收获与遗憾，是先到的夜晚。坐在这种阴影里吃饭的人们，咀嚼生活自足与艰辛。早熟、早恋、早有所成”（引自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村东头的人和村西头的人》）。他对狗呀、驴呀的农家动物，也很有研究，写过深情文章，如《狗这一辈子》、《通驴性的人》、《人畜共居的村庄》，他说毛驴是乡村警察，腰里别一警棍，只能戳戳空气，又说那东西黑而不脏。结果公安找到报社提出抗议，好在大家说那是指香港警察才算了事。

　　刘亮程的写作不是东张西望、三心二意的写作，他的诗歌、散文、直至最近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写得都是他生活过的那个村子和周围二、三十平方公里的那么大一片地方。他落在纸上的经验、思考、情感都与此有关。那里是他出发的地方，他也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精神的归宿。你可以把刘亮程的文字看成是他那个村子的精神的影印本，在这个地方，刘亮程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象征体系，他用完一切可能的原料，一点也没剩下。废弃的院子、村中的小路、一窝蚂蚁、铁锨、麦子、树、路过村子上空的云朵、风、播种、荒地、妻子、冯四、天边大火、驴、狗、劳动、野兔、老鼠、村中的声音、虫子、宰牲、迷路的马……他说：“我象个特务/多少年来一直偷窥着村子/记下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却传递不出去/再过几年我和父亲一样彻底老掉了/外面的人还不知道我和我们村里发生的一切”（诗集《边地快车》，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刘亮程主要的成绩是用文学的方式为一个村子建立了精神上的谱系，他对乡村思考之深为当代作家所仅见。这一点，在现代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村子是中国人的老家，向前推及二百年，真正的城里人就少得可怜。今天的文学在大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有人能专心写一个村子，而且写的如此之深，能不让人感到好奇吗。

　　刘亮程全部的写作是关于“时间”的写作。

　　他在记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他的目光是向后的，他看到的是时间的尾巴，是时间穿过事物和生命所引起的变化。他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的生存记录。他看到了村庄的灵魂，那也是他的灵魂，农民的灵魂，沉闷、无聊、清贫、失意、纯朴、缺乏活力，它已经进入暮年，被沉思、回忆和绵长的等待所缠绕，家园已经荒芜，那里的人象梦的影子，消失、重逢、再消失，若即若离。刘亮程用诗或散文不断写到这样一个意象：迷路的人老年才找到家园，村子里空无一人。在刘亮程舒缓、悠闲、细致、不紧不慢的叙述下，掩藏着一颗焦灼灵魂，为家园的终结而愁肠百结。

　　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背影之下，传统的村子的消失是早晚的事，这个过程正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腹地推进，这是中国最令人激动的伟大变化。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不能只看城市，甚至只看首都，那样看过去，你会觉得非洲一些最贫穷的国家也是不错的。而要看乡村，这是它的一般状态，也是真实的状态。这就好像你要观察一个人是不是城市人、是不是脱了“土包子”的底子，不能只看衣服领子和手腕上的名表，而要看他的内衣内裤。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如果我是美国那些操蛋议员访华时的导游，就先领他们看看农家小楼星罗棋布的东南沿海的乡村，再领他们看看西北沉寂的乡村，告诉他们，这个巨人的大脑已经清醒，他已经以肘支地、抬起了上半身，他的双腿也在发力，他就要站起来，带着古老的光荣与鲜活的梦想，摔掉全部的委曲、耻辱，沐浴一个新时代的春风。如果时间允许，我还想悄悄告诉他们，我们积累了一个世纪的爱与恨，让他们少在台湾海峡骚情……

　　但是，总得有人记录死亡，记录过去，记录将要消失的事物，那是我们清贫的童年与少年，是被大风吹斜、在荒原上奔跑欢叫的身影，是母亲用一个珍贵的鸡蛋为儿子过生日的细节，是孩子们在浮土没脚的土路嗅着好闻的汽油味、追赶拉电影的“凤凰车”，是操场上铁环滑动的好听的声音，是冰面旋转的牛牛和香烟纸叠出的纸牌，是被风吹皴的小脸蛋和吸溜吸溜清鼻涕……刘亮程就是这样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