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南方的植物----节选自《边疆的月光》

　　从《妻妾成群》开始，苏童小说的叙述手法开始转变－－这种转变与余华、叶兆言等人说走向相一致，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被认作是先锋小说的消退与让步。与此同时，大众阅读的呼应与介入也似乎印证和夸大了先锋小说的世俗性。由此，先锋小说－－这个基本由南方青年创作群体所推动的小说运动开始出现瓦解、分离的局面，除了顽固的“披甲者”北村、吕新、潘军等仍然固守于我行我素的小说实验外，早期的“主力队员”或多或少地疲惫于已往的技术训练，开始注意到读者所能够承受的阅读可能，娴熟的故事技巧迅速有效地调动了读者不断高涨的阅读胃口。

　　其实，关于所谓先锋小说的概括一开始就存在着极大的漏洞，评论家们所着意列举和挑选的人物更像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偶然闯入他们取景框中的一群：这些小说家之间的差异与个性被他们训练有素、过份强烈的归纳欲望所遗失、群体形象和团队面目成为登台表演的招徕性导语，批评的口吻与调 子更像是推销策略的一部分，如同老练的“经纪人”懂得如何不失时机地哄抬行情，开展批发业务。当代批评与小说的这种“集体情结”，无中生有地为我们平添的许多“派性”，新人的成名必须借重集体面目，游兵散勇无法入“流”者只好敝帚自珍，很难引起应有的重视与轰动。

　　苏童小说的南方性质令人着迷。特别是在他向大众阅读靠近的过程中，这种不能用简单地缘性所概括的东西更加暴露无遗。在《妻妾成群》之后，苏童接连写了《妇女生活》、《红粉》、《木壳收音机》、《米》、《离婚指南》等，这些小说不管它触及的是一些主观的历史情境，还是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都流露出一股令人叫绝的南方情致。这种南方情致绝不可以用风格、景物之类的语言来概括，而是表现的相当内在和综合，既是叙述的、结构的、故事形态的，也是一种小说精神，一种心理、文化或命运式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在阅读中感受到它的气味、色泽和颤动。“南方”这个普泛的字眼，在苏童那里有了极具个性化的呈示，构成苏童小说中相当重要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意象，一座密不透风的象征群落。在他的由几部中篇构成的“妇女系列”中，物命运的轮回，生命的重蹈复辙，心灵的骚动不已，人物关系的失常与神秘，都让人想到事物背后的操纵力量，让人感到一种“存在”的纠缠，一种柔和的沦落。这种南方式的泥泞遥遥无期，既是故事结构的缘点，也是内部寓意的归宿，而主人公的那种坚持许久的突然放弃，那种口是心非与身不由已，那种既像是偶然又像是命定的因素，仿佛袭来的流感，仿佛一场梅雨促发的普遍的霉变，有一种强烈而阴郁的生殖色彩。在这里，事物的不可测性与“只能如此”被统一起来，小说的轨迹是以对轨迹的不断偏离来实现的，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苏童小说中的“南方”，有一种病态而旺盛的活力，这种活力不是纤弱的、被动式、薄脆的东西，而是比较坚固和锋利。在长篇小说《米》中，处处显现出恶劣的生命情绪，苏童在叙述上也有一种“撕开”的效果，一种“破坏”倾向，他的叙述像是一种放大的“腹语”，带着浑浊的水声，而小说的内部氛围非常滑腻，被雾态的沉闷所包围，处处生发潮湿、尖锐和阴险的气息。这部长篇的内部活动着一种“本能”，一种人的等而下之但却十分沸热的东西，作为标题的“米”，最后的物象也不再是爽洁光滑的样子，而像是被泡胀后处于半消化状态的松软蠕动的东西，这是一种变质的情欲，决不是土地所能结出的那种天然的果实。主人公“五龙”和这种普遍的南方水乡植物之间的关系，最朴素也最扭曲，最传统也最怪异，“米”成了“五龙”表达和泄欲的道具，“他”的光亮和霉点重构在一起，成为一种极致。写“米”写得如此彻底，实在是苏童这个南方作家的一大贡献。苏童的《木壳收音机》发表在《人民文学》1991年7、8期合刊上，同期还有方方的《幸福之人》，这两部短篇为那一期《人民文学》增色不少，但这两个短篇很少被评论者提及。在《木壳收音机》中，这个能预报天气的老式收音机和处于“等待”状态的主人以及修房工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奇怪的三角关系。在这里，主人的独处、焦虑、无聊和莫名其妙的不安，播音员如期而至的预报差错，和修补房顶漏洞的工人，构成一种共享的寓意。在这个三角中，每一个环节的联系都缺乏我们常见的那中种故事逻辑，缺乏一种根据，仿佛是一些自然的、无为的、不甚相干的碰巧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在苏童的叙述控制下开始有了粘性，透出一种暗示，变成一种可靠的环境，从而有了可信性。特别是呆在房顶的工人，表面看来是一种“异物”，有一种“他性”，但工人的对话不断传入房内，透过天窗上那一堆油腻的食物，更使工人的存在带有“闯入”的味道。这样，木壳收音机偶然的“差错”，工人的“拖延”和主人的“等待”，就成一种无中生有的合围之势，故事就在存在的缝隙处开始发动，本来没有关系的东西变得无法阻挡、无法控制，从而改变了我们接近它时的性质。于是，诱惑与禁止、伤害与抵抗在无形无影中真实地得以展开，干燥的空气与不安氛围，房顶的漏洞与生存的焦虑和缺憾，演化为“大雨”将至淋湿一切的结局。在这里，常态的东西，固定的秩序，充塞于日常生活的无数的琐碎与偶然，突然露出狰狞的面目，成为对脆弱生命蓄谋已久的猝然一击。环境变得反常了，一种时刻游走的神秘因素让人神经错乱 。读苏童的小说，可以感到那种南方式的易变性，那种菌生过程，那种雾的爬行，那种十分活跃但却易于霉变的因子－－这种反复无常、这种危机四伏又往往是通过清晰华丽的笔触来传达的，有着丝绸般的凉、柔、亮，有着一种易动和平整。

　　《妻妾成群》这部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南方环境，那种以“重写”的态度所介入的历史情境，复活了我们关于南方的种种文化意念。在这里，南方这个字眼所唤醒的决不仅仅是地域上的空间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理，一种超出‘场所’范围的文化评价，小说中的庭院、植物、井、服饰、宴饮、娱乐、戏曲、性、商业因素、妻妾冲突等，都有一种“溢出”效果，有强烈的暗示色彩，唤起一种形而上的联想，一种普遍却隐蔽的文化意象，这就是有关南方生活的某种历史观念与历史感觉，甚至在小说人物的名称上，也有符码上的强调性，它们或以“水”字的字词得以显现，或与“水”的语义相关，读这部小说，那种南方氛围的营造非常经典，你甚至可以感到一种湿度，一种砭入骨髓的幽凉之气，但却很难说它是阴森森的东西，它流窜于四处的情欲之火在暗处燃烧，主人公“颂莲”病态的活力搅扰着你，湍急而又平静。这部中篇在改编为电影时有一个怪怪的名字：《大红灯笼高高挂》，喜庆中透着一种肃杀，一种冷调 子的大红大喜，这种反衬十分精确，显示一种独特的光感。

　　苏童新近的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载于《花城》1992年第2期)可能是他第一次在描写的地域范围上越出南方的作品。里面出现了森严的北方宫阙，有风雪与厮杀，有炼丹和北方的民间杂耍，有与西北民族的历史冲突，好像比较开阔与辽远，但我以为左右人物心理和行为的符码仍然属于南方的类型，尽管惯常的叙述调 子在触及这个新的领域时有一些变形、错位和不协调的感觉，但这个新近闯入苏童小说中的“实物”所存在的环境仍然与苏童已往的选择相一致，特别是主人公“端白”的文化性情似乎仍然在南方的控制之中，这部长篇相当粗糙，结构与语言都失去了苏童已往的那种精致，我怀疑他从《妻妾成群》所开始的小说路子到了这部长篇已急剧坠滑，有了穷尽的味道，创作上相当疲惫，下一步也许就该改弦更张，变换一下套路。苏童的小说，总的说来少有南方的明丽，南方的太阳与春意，但对那种滋生性、感染性和易变性把握得很好，语调选择也像透明的水彩，既渗透又清亮，有一种抒情风格。我们很难为苏童笔下的南方找到一个精确的人文取象，但苏童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带有他个性戳记的南方世界。 苏童小说中有一种传统的东西－－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我们的评论家是那样果断地把他划入先锋小说的行列，在他的各个部位勘测其超前的程度，以致忽略了阅读经验中那种古典精神的蛛丝马迹。苏童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南方人文意识相一致，我们从中所感受到“怪异”其实也是南方文化的某种果实－－只不过这种果实不是那种被奉为正统的、充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观念，而是在个人与历史的遗传机制下省略掉的那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无法、也不愿美化和强调的次符码，这种次符码有着一种民间性的坚实基础，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生活流程，是时时发生的故事。苏童小说的古典精神似乎与他热衷触及的历史情境有关，但重要的是那种天马行空的进入方式，是那种对历史与现实划分性的消融可能。在这里，所谓“发展”的观念被更深层的“结构”所代替，“历史题材”仅仅是一种伪装，一种经验范式的误读，一切并没有因时代而消失，而是换了一种模样重新出笼，因此始终存在着不断重写的可能。譬如《妻妾成群》，故事并不重要，关键是故事“通过”的那种叙述语境。在这种叙述语境的控制下，既使剔除那层实证的、器物性的历史形态，他所面对的东西依然活着，神出鬼没地游移于现时态的环境之中，小说中的人物仍然有站立、行走的可能，仍然是一脉相承的。这里面有一种活的古典或传统，一种理性思维难以破解的南方趣味，这种趣味在一致的叙述口吻配合下显得优美、邪恶而又诱人。譬如《米》中的“五龙”的出现与消失，他的理想，他的灵魂和生命和滑行，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东西，一种悖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一种被操纵的感觉，这种东西凝结为南方的一种水乡植物；“米”，它喂饲生命也喂饲灵魂，滋养善美也滋养邪恶，它正常而又变态，注满南方式的人文情绪。 苏童笔下的南方，是非伦理的，是一种独具个性的审美存在，无论是非善恶都成为一种十分相对、十分脆弱的东西，有着惊人的含混性与沉迷感。

原载《小说评论》199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