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歌的行板－－序新疆当代散文选《阳光大坂》

　　1999年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澳门回归祖国，共和国迎来50华诞，又一个千年正隆隆向我们走来。

　　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和用导弹无耻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具有某种暗示性，美国这个邪恶帝国，再次把道义上的虚伪面目，暴露给一个百年来多次蒙受屈辱的大陆上的人民。我在写作此文时，眼前不断闪现电视画面中南斯拉夫人胸襟上的靶标、贝尔格莱德露天音乐会上的歌谣和北京秀水街上的人流，一种叶落知秋的深意使我的思绪常常游离于话题之外，为这个世纪的末年黯然神伤。

　　这一年，中国的土地上一个邪恶的、幽灵般的人物，祭起神坛，妖言惑众，上演了一幕充当人类救世主的闹剧。不要忘记，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风雨飘摇之中，反帝、反封建与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仍在闪动。

　　1999－－有太多的希望和悲伤，太多的憧憬和愤怒。在我们即将迎来又一个千年的时候，是谁作践了人类美好的梦想，把为新世纪鸣放的吉祥的礼花换成了拖曳着黑尾巴的凶信。在这种背景之下，关于文学，我只想说：新世纪的文学应该只有一种，那就是“良知与正义的写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先锋小说的兴起与转向、现实主义小说的重振、长篇小说的异军突起和散文热的持续不衰。这里我们看到，20年时光的流转，叠映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如是“拉洋片”般，依次串联起一个个生动的文体。从20年前的诗歌到今天的长篇小说与散文，如同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成长发育过程：从开始的惊喜与冲动到自信与节制，从短促的愤怒、呐喊、抒情到记录、叙事、沉思。诗歌与散文，这文学世界的两极，这优美的文体转换，如同生命的四季，如同起点和终点、如同完美的圆。

　　1989至1999，对于中国人，是一段完整的心路历程。进入90年代苏联与东欧的易帜，内乱、饥馑、国家的破碎、经济的凋敝、民族矛盾的激化、失业、争吵和无休止的街头政治，使中国人回忆起曾经经历的“文革岁月”，一种事隔不久的无言后怕被从“广场”归来的人们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求稳、求富、务实的心态逐渐确定。社会上的新富、殷实安稳的成功者、不失典雅的中产阶级的形象成为大众倾慕的对象。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的时尚代替对抽象的自由主义的狂热追求，面包代替口号，享受代替“革命”、市场代替广场(甚至连“广场”这个字眼也从对政治空间的指定挪用到涉指巨型商业消费空间：“时装广场”、“电器广场”等)。从口到嘴，从语言到食物，从灵魂到肉体，从柏拉图到伊壁鸠鲁，滚滚红尘之中，有一个声音隐约传来：人文主义精神正在失落！于是知识界开始所谓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讨论第一次不涉指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是把矛头指向物质、指向商品、指向游戏、指向享乐主义、指向消费主义和世俗化进程，学者们发现今天他们面对的更大的对手在这里。

　　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喘息－－在诗的起跑冲刺、短篇小说的穿插接替、中篇小说的耐心训练和持续准备之后，终于有可能检测文学表达的综合能力。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散文的兴起，毕竟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人人都适合－－应该说大多数人不适合这类创作，而且从社会的阅读上看，也是如此。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里，读长篇小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耐心和时间同样匮乏的时代。长篇小说的复杂结构和波澜壮阔的宏伟叙事，需要阅读的严格配合，而散文正好是一种最好的调剂，一种阅读的散步。从创作而言，那些不参加这类“长跑”或从其它文体退出的写作者，正适合这类“自由散漫的散步”。90年代，大量的报纸副刊和各种文化休闲类刊物，也正缺一批这样的文字来塞满他们的版面。各方面的一拍即合，促成散文的壮大和发展。

　　从各方面看，经历了长篇小说之后，散文都像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后的散步，或者说新时期文学的“解散” 与终结。前几年，就有人提出“后新时期”这个概念，要说“后”，散文就是那个后。如同一个深秋，一个剩余，一个收割过的、撒落零星谷穗的田畴，过不了多久的一场大雪，将为一切划上句号。而后呢？新世纪优先选择什么文体作为它的开始呢？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但悄悄涌上的两个字是：诗歌。

　　文学走过的道路是历史走过的道路。

　　我不是文学的风水先生，但一个地方的文学进程，总是与这个地方的人民的心灵气质和山水精神相一致。新疆散文的勃兴，也暗守着它内在的规定。 20世纪90新疆散文的勃兴，从写作时间上看，与全国创作走向的转移相一致。从写作质地上看也大致相同，并非是“风景这边独好”。这种情况和80年代的“新边塞诗”或“西部诗”在中国新时期诗坛的独特位置有所不同－－“新边塞”或“西部诗”多少可以作为一个独树一帜的创作流派与朦胧诗遥相呼应，成为不可小视的一极。而90年代的新疆散文的发生形态，是一个与内地同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漫漶相连的跟随过程，尽管也取得相当的创作实绩，但在形态与风格上，严格地说并不特别具有文学流派上的独立性，然而，如果考虑到新疆文学创作上总体的滞后与薄弱，特别是与其它文体相比－－比如和文学家族中最具影响力的小说相比，90年代新疆散文创作与全国散文创作的这种同步发展、这种并不示弱的“跟上”，已经是令人欣慰的“超出”了。同时，这样一种现象，也为我们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新疆文学与内地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一次机会；习惯了伴奏之后，我们终于有可能在合唱中发现和体会自己的声音，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部－－尽管不是作为“第一小提琴手”。

　　西部叙事与抒情的文明的碎片浩如烟海，今天的存证是破碎而相互矛盾的，西部历史多创造也多毁坏的过程仿佛是孩子气的“捉迷藏”，不会使人产轻易地发现它的身份。但是，总体而言，这里有着比其它地方更为久远的“抒情时代”，而叙事的冲动和结果则相对乏弱，比较大的文化或文学事件更多地属于抒情品类，即使是源于叙事的一些材料，也多被改装成抒情化的纪事形式，像《玛纳斯》、《江格尔》等民间的英雄史诗，都以口头传唱的形式 仅仅保留亚量级的叙事功能。这种格局一直影响到今天；西部文学的提出最初也是由于诗歌的崛起。一个作家、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体的命运，总是与这个地方的人文气质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疆生活的文化性质和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更倾向于选拔持作为它主要的文体表达，这一点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今天，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文体，它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诗与故事之间在歌咏与讲述之间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散文有着一定的中间立场：它弱于典型的抒情也弱于典型的叙事，它虽然也勉强算是一个标准文体，但在更加标准的文体之间－－比如诗与小说之间，却更像是一种过渡的文体、交叉的文体，带有某种边缘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在新疆这块土地上，除了诗歌之外，散文的出路应该是不错的吧。

　　诗与思，诗与吏，诗歌与散文，这种平滑的转折，是文体之间天然的邻居。如果说在一个时代的创作群体的文体选择上，也有某种普遍的倾向，那么，新疆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努力，优势和不错的结果，也是一种随缘。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巧合和偶然，但这种种的巧合和偶然，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的牵引推动，形成一种氛围，促成一种大势。从80年到90年代，内地走过了许许多多的文学思潮与流派，经历了众多文体的转换与轮回，新疆不能说没有或远或近的跟随，但形成声势，规模与良好效果的，主要在诗与散文。这里面当然与文学上的“水土”有关，与新疆文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结构有关，与他们在文学写作上的生命偏好和个性特点有关。

　　文学是人学，这个“人”不仅指表达对象，也指表达者内部的规定性，写作的人与人的写作有分离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是统一的、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90年代新疆散文的走热，又带有某种必然性。新疆当代散文集《阳光大坂》，正是对新时期新疆散文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这本由乌鲁木齐作家协会组织编选的散文集，得到了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扶持，也得到了新疆作家们的倾力支持。特别可贵的是，作为一本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策划的献礼书，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反复强调此书的文学品味和入选作者上广泛的代表性，表现了地道的专业眼光和开放的胸襟。这就为编选者提供了比较自由的思考空间，使这本书有可能成为新疆散文的“精品店”。

　　《阳光大坂》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字，它既是一种新疆山水的盛境，也隐喻一种灵魂和精神的盛境。美是艰难的，也是隐秘的。在新疆，绝佳的去处，往往需要你长途跋涉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经历了荒漠、干旱、颠簸和劳累之后，在最后一点耐心也要消失的时候，才会戏剧般地出现。这大有深意的安排，如同人生的考验，如同我们这个民族正在爬坡的旅程，生生不息、坚忍不拔、虽九死而未悔，直达光明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