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答青年诗人南子问

　　南子：首先恭喜您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听说此书（《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出版前四易其稿，这在“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个特例，也被传为佳话，请谈谈这本书的情况好吗？

　　韩子勇：未出书之前，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出一本自己的著作。但大家知道，理论书很难卖掉，一般出版社不愿出这类书，而自费出书我也没有那个钱。这时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华文学基金会准备主持一项工程，叫“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生力量，凡四十以下（一开始是45岁）未出过书的青年作家均可申请。这项工程从1994年开始，至1996年是每年一卷，之后有时两年一卷。每卷大致十一、二本，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文学理论和评论每次能占到一、两本。它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评审委员会，封闭评审全国报来的大量的书稿。我从1994起即开始申报，每次均遭淘汰，当然每次的书稿都有调整、充实和重写，这样经过三年。有了三次这样的经历，到1997、1998年第四次申报时，我已经打退堂鼓了，不想再碰壁、再经历一次失望。这次是评委会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让我再报，说是可以直接进入终评、终审。疑惑之下，就又报出去，结果如愿以偿。相比它的出版，这次获奖要顺的多。

　　这件事让我想起《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一句话：“最后的胜利就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本印了三千册，新疆书市上从没有见到过。最近我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打电话，想买一点送朋友，他们也早就没有了。

　　南：一般的读者在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同时，也比较关心作家的写作生活，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能否谈谈您这些年的写作及生活经历。

　　韩：写文学理论或评论是比较寂寞的。小说家、诗人嘴上不说、心里认为：你没那个才气才搞评论、是靠我们吃饭；而一般的理论家认为文学评论是心得体会、随意性太强、个人色彩太浓。文学评论或理论也因此成了文学或理论的“同盟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打阿富汗时，让你提供一下领空或机场，有你方便一些，无你我照样干。

　　我是1987年开始写文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是发在《天山》上的《新边塞诗的“男神崇拜”》。我19岁以前在团场，大学中发表过诗，毕业后一直在机关，机关生活不好写诗就开始写评论，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理论、散文和随笔，出了三本书，另两本是散文、随笔集《当代的耐心》和评论集《边疆的目光》。

　　南：最近一段时间，您再一次提到“中国文学需要边疆精神的鼓舞”，需要一种上升的力量，需要一种混血的热情，那么，什么是边疆精神？在您看来，它在中国文坛上所体现的自身优势有那些？

　　韩：我不知道大家细想过所谓“北漂一族”这个词没有。它实际上讲的是文学写作上的“雇佣劳动”，它在本质上和农民进城后的“打工族”是一个意思。文学写作本身不存在距离问题，任何地方都是文学写作之乡，都是文学写作的“圣地”。但京、沪、穗这些地方，被认为赋于了特别的优先权和册封能力，好象一个人工的“孵化器”，有一种加速、放大、聚焦、育肥、评定作用。如同“肉鸡”生产车间和基因作物，如同三流歌星急切地加入这些地方，但求速荣速死。这里面已经有文化工业的味道。文学写作的机会在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但文学在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机会却大不相同。这样一种格局，在文坛上造成的泡沫和假象也特别多，需要有人指出来。

　　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中国文学需要边疆精神的鼓舞”、讨论“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就是有益的和真实的，就不再是个假问题。边疆精神有时也是精神边疆，是“前线”。进击、拓展、新鲜、质朴、异质混血的美……在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大国，朝气蓬勃的边疆，始终应该是令人神往的话题，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美国精神中有一个关于西部的荒野神话，也是花园神话。美国精神中最健康的东西也多与西部有关、与西部的荒野有关。那种天真、不屈不挠、乐观向上、平等精神和大的格局观，都流溢着西部荒野和拓荒者的气息。

　　而您所谓的“优势”，需要发挥之后才能确切地知道。过于的现实主义有时是很让人丧气的……

　南：众所周知，在写作上您以评论见长，您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年来的评论，给自己一个评论？

　　韩：今年我出了一本评论集《边疆的目光》。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又审视了一遍我当时对一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判断，有些文章我感到渐愧：我看走了眼，扑了个空。它给我一个教训，好东西要放一放，不能跟得太近，评价它的第一时间要再靠后些，把它放在一个更大更深的范围里，这样才更可靠一些。

　　南：新疆文坛在80年代曾经贡献了西部边塞诗，在90年代新乡村主义的代表人物刘亮程又脱颖而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您能否从西部文化（非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来谈谈它们被关注的原因？

　　韩：西部文化是多样的，每一位作家的感受都是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验，其写作都只是兑现出他自己所可能拥有的东西。但是，从更大的背景来说，这是一种宿命。这也是我们能大致地区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学与其它地方的文学有所不同的原因。西部文化需要发现和创造，西部的文学（而非西部文学）也在参与这种发现和创造，它的被关注是因为新鲜，是因为出现了出人意料、令人激动的因素。

　　南：如今，真诚而专注的创作已极为罕见，哗众取宠的商业写作已成为一种时尚，文学创作在许多作家那里已经成为“进身之道。对这种现象，文学批评开始失去真诚、良知的品格。请您谈谈对这种现象的认识。

　　韩：我始终认为文学写作是人类的业余活动，就象全民健身，而不是甲级联赛，不是庞大的产业，它的目的应该很单纯，和权力、金钱、甚至荣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同人民的《诗经》，是人类心灵自然生长的美好趣味。“文革”时文学过于政治化，现在文学过于商业化，都是一种极端。文学就是文学，是真善美的化身，是自由心灵的象征。

　　南：您说过，新疆文学最坏的地方的是不甘寂寞的“跟风”，好在这些年内地各种“台风”、“季风”、“阵风”过后，潮起潮落、风向早乱，已无风可跟。那么，在您的视线范围内，新疆文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韩：这二十年，文学出现了许多流派和主义，一些作家不是用心灵写作，是用嗅觉写作，这不好。我听说新疆也有要写“新疆宝贝”的，总不能所有的招数用完了就脱裤子。过去天津卫有一种男人，靠把火炭放在自己皮肤上来讨生活，是泼皮。文学界的女泼皮们是用文字作同样的事。

　　该怎样定义您说的“位置”？如果说是一种格局，新疆文学是格局之处的醒目存在，是自成格局。它的优点是不重复，和内地不重复，自己内部一个和一个不重复。周涛、赵光鸣、沈苇、刘亮程、北野……虽不算多，但一个是一个，每个人都拉开距离，而不是挤作一团。这种景象好于新边塞诗时的群起蜂拥。在新疆行车，天地间突然冒出一颗树，就一颗树，周围什么也没有。再走几百里，又是一颗。好大一颗树，长在无人处。不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成为自己的风景。

　　南：您先后出版过随笔、评论集，下一步想写点啥？

　　韩：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写一本《深处的族群》。我要慢一点，多一点耐心和信心，不和速度赛跑。五、六年能想好、写完就行。

　　南：西部作家大多在审美要求上偏向于土地、民族，像陈忠实、张承志、周涛等。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学品质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韩：我们在大陆上，在这个星球的最大一块大陆的腹地，是肤色、语言不太一样的大家族。我们这个家族，什么都在大地上摆着，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土地把我们包起来，而且是那么新鲜，几乎就是我们的皮肤，值得你一生去依恋、依靠。总不能老去写海洋、水网吧，写土地就是写我们的母亲和我们自己。艾青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放在世界格局，不光是西部，中国文学就是大陆文学。中国的北方、西部，特别是西部，这种特点就更加突出，因为西部在大陆地理上更中心。

　　南：您认为西部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有方向的写作，请您具体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韩：具体的想法都在那本书里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方向不是类型化，或者一窝蜂地朝着某个方向。我是指在一种大的环境里，在一种大的文化制约下，个性突出、独立寒秋，如同西部的山水，简单、多样、纯粹，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相互对立，直来直去，在每一种质地上都追求一种极致、卓越，好像在斗狠。含混、暧昧、混淆、温吞水、幽微复杂、勾心斗角、自相缠绕，不属于这里。我在绍兴看到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精致的小、多、密，老挡你的视线，挡也挡不干净，又露出那么一角，等你跨过去看。视线好像在肠子里，是弯曲的，幽暗的，繁复的。我在想：这样没头没脑、没完没了、没有方向感，它们累不累呀。它们咋不摞在一起，长出一个大山脉，腾出一个大平原。山水如人、如文，人如山水、文如山水。文化有自然的投射，自然有文化的参与，文化自然、自然文化，真正是“相看两不厌”。

200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