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文学：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节选自《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的散布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当一部分城市人为子女的肥胖症而焦虑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因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同样是中国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离钢琴，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因很小的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但比起内部发展上的差别距离而言，这种“大”概念又几乎可以放大许多倍。如果说到心理的和认知的状况，可能复杂。你可能从没去过高档的夜总会、歌厅，但有些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小群体早已离不开那个灯红酒绿的欢乐窝了(不要忘记，这种反差是在我们打破平均主义才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因此也显得格外醒目)。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了解对方，即使住在同一个单元，我们也只能眺望。如果处在一个完全透明或完全不透明的环境里，影响的焦虑也许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关键是目前这种半透明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不完全了解……

　　在今天这个特定的时刻，中国的作家们所面临的首先是职业的焦虑。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时期的作家们－－当然指的是他所认定的贫困潦倒而不识时务地挽留传统习性的作家们－－为拾荒者、波希米亚人的游手好闲者。“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情况和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当然不同，尽管在现象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的文人一向是被“养”起来的，他们在经济上远没有跌落到社会的最低层，不要说与大部分农村里的农民相比较，即使与城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小职员和大量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相比较，如果说不是更优越一些的话，至少也不会更差。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上，许多文人一脸悲切的“诉苦”是一种夸张的文学风格。其实即使与他们自己的过去相比较，也决不是变得更坏。那么，这种普遍的职业感情的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有了“先富起来”的一群，这个小群体在十二亿人当中、在统计学上简直不成比例，但在社会学上却有着非凡的能量。它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生活还不如意，特别是对于一向感觉良好、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视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别具有冲击力，使作家们处于强剌激的威胁与焦灼之中，感到自身生活的经济指数如雪地里的水银柱急速下降。二是因为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疾速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被“降格”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再是如过去那样长期处于社会的“发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

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这种职业的焦虑也是同样存在的。理论上讲由于地区差距这个重要因素，焦灼的压力应该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环境的封闭和商品化程度的相对不足，情况反而要好一点。在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写作职业保持了尚未褪尽的余辉－－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像中心地区那样曾经辉煌过。当然写作队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区流失，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如同许多自认为既有样子也有嗓子的青年男女流窜北京和广州一样，去那里是为了摆脱缓慢的自然的成长过程，找到一个加速的、人工化的“孵化器”－－但求速荣速死。这样在北京和广州就形成了一支真正的流浪作家队伍。他们更像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闲者、波希米亚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狭小的四合院民房里，白天流窜于各类严肃或通俗的文艺、生活类报刊所在地，偶然作为补充的力量混迹于当地人组织的沙龙，在城市民民酣沉睡乡时孤寂地操持自己的行当，“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在一些偏僻省份的中等城市里，也或多或少地麇集着一支流浪的队伍，他们是从偏僻的小城和乡镇走出来的，如同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街巷里的修鞋人、秋天田野里的“麦客”，是一支真正的“游牧者”。他们白天为报纸打工，是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不知底细的人很难从中看出他们与正式人员的区别；在夜晚他们则继续开始已经中断的的写作。他们在远方有一个真正的家，那里还存放着他们过去的东西，包括户口、档案、工资关系以及老婆、孩子。但他们已经无法回去了，既然已经呆在了城里，乡村则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离家出走，进入市场，第一个企图是为自己确定一个方向－－生存策略在这里高于对缪斯的忠诚。他们无法回到过去，但未来了不见有可靠的指望，他们浮于半空，无法得到安宁的沉思，他们生存的节奏由无数根无形的小绳操纵着，如同一个傀儡，停下来就意味着散架和收进木箱。他们也无法拥有自己的体验，是“体验的无能者”，在当代浮光掠影的生活中，他们最为典型。

二

韩少功在《夜行者梦语》中说：“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其实，这句话用在文学写作上更贴切一些。一个作家，无论他多么伟大、写出了多少传世之作，一旦你熟悉了他的身世、他的生长环境，你就会隐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似乎已经可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的发展极限。他不可能完全超出你的意料之外，他的潜力、他的作品只能出现在怎样一个大致的范围之内，好像亦为你所掌握。这种经验常常使人们低估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和作品，而对域外的作家和作品又不惜激赏之词。越是对于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这种情况就越是明显。个人之间经历、体验的差别是个深刻的秘密，其原因多到无以复加，但群体之间的这种差别则主要与生存环境有关，区别生存环境有多种方法，但地域的划分无疑是非常简便的。个人经验作为影响文学写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与地域有关。沈从文尽管在他开始文学物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在大国核心的文人圈和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但他在文学写作的工作内部，却生活在与此相反的往事与经验之中，你也可以说他的心灵从没有离开湘西凤凰城那个边远偏僻的小镇，鲁迅等其他伟大的作家他也大致如此。一个人“文学的出身”往往与他后来的文学上的地位构成如此有趣的对比，他们的“血地”是这样的荒僻，他们的文学又是这样的繁华。他们身处于闹市有显赫的名声，但内心安居于经验的黑暗之中，如同远方的穷乡僻壤，在更加低矮的生活之中一点点消蚀。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的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类于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各地生活性质的千差万别，使得空间也具有了时间上的特性，人们仿佛是在不同的时间写作，语言的性质、风俗与习惯、个性与概念是这样的不同。像是不同年代(时代)的伏案者被可笑地安排在同一个考场。一些作者在苦苦思考并提示现代人精神、情感与心里的困惑的时候，另一些人把最简陋的生存苦难和盘托出。

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与大国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的文学写作的差异，从创作者的情况看，就在生存体验上的差异。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学问等等可以通过学习、借鉴、交流而获得，可以像钱币那样流通、像流疫那样传染，但体验无法偷换、抹杀和替代，而且无法重复和模仿。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的方向。在这里，大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了另一种形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这真是一次耐心和毅力的考验。

三

边疆省份，并不仅仅是指沿边地区，在今天它的真实含义压缩在这样一个范围内：你左边是一个穷省，翻过国界，你的右边是一个穷国，你的上下左右都是一些穷邻居。这种区分是重要的，“沿海”在今天被单独从“边疆”这个词中剔出来，沿海是开放政策的前沿，是“窗口”和“焦点”、是“活力”和“繁荣”的代名词。而边疆是隐匿的、神秘的、被动的、向后的，被认为是荒疏和空白之地，缺乏册封的能力和自我确证的基础。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写作是已经开始的写作的写作，他们不仅受到久远亡灵的吸食，在通往缪斯的道路，他们还要遭受文化中心这一“遮护天使”的无形狙击。“中心”是我们知道的那种地方，“中心”的一切都被允诺以“全国性”的名义来冠称，它的传媒、杂志、活动、花絮、人物都似乎是“超重量级”的，都像是有着全国式的代表性、正统性－－尽管很可能那里麇集着许多三脚猫式的人物和把戏。当然，更严重的是它对已有成绩的放大作用，在传媒资源有限和相对恒定的时间内，这种几乎不加限制的贪婪占用已经构成一种对偏远省份文学写作的剥夺，特别是在一个刚刚进入传媒时代的国度，一边是沉默、是受众，另一边是音质很杂但音量很大的“说话者”，信息的散出并未经过有效的过滤。近水楼台先得月，对资格的认定已失去公正，仿佛是谁离“话筒”最近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威。这些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宝贝，如同安慰孩子的奶嘴，已经构成一道密密麻麻的“遮护天使”，不许别人靠近。这种沙文作风和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对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遮蔽。对偏僻省份的写作者而言，你已经是次子，就永远是次子，不可能继承“大统”掌握“神器”。你是一种有待证实、填充和肯定的假设，你不可能像了解人家那样要求人家也同样了解你，你只有踮起脚尖才能理解一个祖宗八辈居住在京畿之地的文坛阔少。不是这样吗？你是这里的一流似乎只能是这里的一流，而他即使是三流那也是全国的三流，也有理由在你房间里颐指气使。在这里，优先权是丧失后的再度丧失，不存在什么共享性的原则。

当然应该认为，最终的文学写作、作为终极的文学目标，写作从哪里，在何时开始都是平等的。在缪斯面前，起作用的是作者的素质、才华、能力、耐心和努力，与所处的地方和时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纯理论的状态，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一些外在的东西反而变得更重要、更强大了。祖上的荫庇、与杂志社的人事关系、和大众传媒的亲疏、是否在一个被认为是文化中心的环境里等等，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它有时甚至构成写作策略中的一个相当主要的侧面。文坛或文学，有了一种无意中被人操纵过的痕迹：它对一些身边近臣然而可能并不重要的作品和人物恩宠有加、起劲捧场，而对另一些身处僻远、默默苦干的优秀者却少有眷顾。这些没入历史荒野的珍宝，要到来世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定。这种情况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消失在一片沉闷忧郁暗影中。在一个大国的文学天空里，有了一片这样的夜景：在中心区域和沿海地区，文学的星空如同无数星辰组成旋转燃烧的银河系，群星璀璨，相互辉映，炽热的光源和良好的反射能力，使得那里如同白昼。在银河系的中心之外，密密麻麻地堆垒着数不清的沉闷忧郁中的石头。他们也如那些群星闪耀的人物一亲，在稠人广众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埋头于孤独中的写作、思考、观察自己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变化，如同那个背运过时的手艺匠人，看着货柜里琳琅满目的时髦商品而为自己后院里堆积如山的手工艺品心酸发愁。他们对世俗的前程已不存指望，他们越来越陈旧，也越来越勤奋，他们对缪斯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忠诚，他们没有别的技艺和出路，准备就这样过下去，真正应了那名老话：“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孤寂写作中离世界越来越远，他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成了这个环境中的陌生人，他们也无法左右自己在写作中的位置，在这一日益冷落的行当中，仍然有新手不断加入，而且出手就不错，就赢得了他们一生才得到的掌声。他们正因空虚和心力衷竭而死亡，这无力和果实，这阴影中的命运，使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真正清晰起来，如同一些半成品，如同窑场的那些一片狼藉的没有烧透的砖头，不被重视和利用。在西部偏僻省份的写作中，的确有大量这样的半成品，他们一生勤奋，名声不大，作品多发表在一些不重要的刊物上，即使站在地方主义的立场上看，他们也容易被遗忘。在这个本来就机会稀少的偏僻环境里，他们与机会绝缘，过高过快的淘汰率和内地过于热闹的文事使他们显得更老、更旧、理加沉闷和忧郁。这种情况构成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中的一种普遍的、基调性的背景。我们可以把这种写作的性质定义为动荡时期内的“停滞的写作”。这为评论家们留下了牢固的印象，使他们很难再鼓起信心挖掘这种情况下真正有价值的作家。

四

在“停滞的写作”的背景里，在沉闷、忧郁的烟雾与气息当中，有许多这样的孤独的灵魂的辉光，他们因重重的遮蔽始终深陷在无法自拔、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境，而没有为更为广大的人群所了解。对他们而言，这种缺乏联系、仿佛是孤立、自在的环境是要命的。他们仿佛是被动的，是一个“物”，是一片等待发现中的寂静的风景。他们想冲出去，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无数次的尝试后发现收效不大。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撑下来，以自己的实力和持续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获得应有的重视。但是这种过度的孤寂已经变成对写作的毒害，使他们显得过于固定，很难再渗进另外的东西，同时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内向、倔犟、偏执而缺乏灵活的写作策略。

在西部偏僻省份的文学写作当中，也有一些“成功之士”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站稳了脚跟。他们像这个寂寥星空里为数不多的星子，标志着一个特别的文学方位。尽管如此，他们也是被魔法固定在半空中的精怪：和与他们有同样水准的“内地人士”相比，他们的“活动半径”仍然很小，很少有大报记者光顾，很少参加全国性的活动,很少能有非常主动的出书机会，在各类评奖、出国和荣誉性的场面之中，他们基本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属于呕心沥血型的，文学的才能加苦干使之保有一份应得的领地，另一部分既有才能又有“经营意识”，只可惜“鞭长莫及”，事倍功半。在我们所说的话题当中，还有一些虽不生活在这里，但和这里大有干系的作家，他们居于文化的中心，但如慧星一般，拖着长长的光焰，划过西部沉寂的天空，一度、或者经常使这里亮如白昼、如张承志、陆天明、王蒙，还有大量的“大师”级的人物留给中国文坛或西部文坛一大堆周游西部后的“观光作品”。这里，我们观察的范围主要是生活在这里的西部作家，但即使是这些已经“显山露水”或雷霆万钧的当地作家而言，也同样蒙受着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命运。比如青海的昌耀，尽管今天中国诗坛的正直之士已经深知他在新诗中的位置，但实际所给予的关注仍然是那样少。一九九五年，诗人自费印刷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命运之书》，邵燕祥在这本书的序文中不得不用这样一个似乎是介绍新人的怪题目：《有个诗人叫昌耀》(这个题目使人想起一句流行歌词：“有个女孩叫婉君”)，“有个诗人叫昌耀。他大半生居于青海，役于青海……昌耀是以自己的语言、韵律唱自己的歌的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关于昌耀的诗的评论，印象中却出奇地少……”；“昌耀的《慈航》一诗，至少可以说是没有得到足够评价和充分重视的作品。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掩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者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发掘出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起码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或者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叶橹《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论昌耀的诗》)；“昌耀先生的作品，如从一九五六年的《鹰、血、牧人》算起，创作期已有三十二年了，他迄今出版了一本诗集，即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昌耀抒情诗集》，而关于他的评论研究也极为稀少……希望有更多的关注者，本着新诗事业这一更高的原则，切合作品实际地、予这位默然劳动的中国诗人以正直的评价……”上面所引的、关于昌耀的几篇主要的评论文章都收录在一九九五年诗人自费印刷的诗集《命运之书》里了。为了这本诗集的出版，诗人倾其家存，有爱诗的朋友实在不忍心，曾携诗稿去京游说，寻找出版机会，但无获而归，令人心碎。在文学垃圾四处弥漫的今天，在一个个辉煌的书系和丛书不断出笼的今天，在一些名人、大家们“洗扑克”一样把自己的零散作品出了又出的今天，留给真正的诗的出版机会却完全塞绝了。昌耀这个居于偏僻之地的倒霉鬼只能自己救自己(昌耀：《诗人们只能自己起来救自己》)。昌耀身上发生的一切，很典型地说明了偏僻省份文学写作的遭遇，而这，还是出现在一名有广泛影响的诗人身上，更遑论其他新锐了。在这里，公正、道义、正派、艺术良心仍然显得那么缺乏。其实，难以理解的不是偏僻，而是对偏僻的无形的轻视和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