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写作热点

　　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二个“千年世纪之交”，正隆隆向我们走近。据说关于世纪之交准确的时间刻度目前有好几种说法，似乎是天文学家更倾向把2000年、也就是明年，视为本世纪的最后一年，而性急的大众和各路商家则把1999年就看作世纪末，看作一个喜新厌旧、寻欢作乐或商业上卖点。“最后一年”时间认定上的不一致，已经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公众的我行我素很可能冲破学者们的严谨刻板。在讨论90年代的写作热点时，我也准备灵活一点，以1989年至1999这十年文学的创作的发展来界定“90年代”。

　　这样作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如果从社会精神、大众心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变化来看比较完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倾覆和压抑情绪，到1999年跨世纪的狂欢和如释重负的解脱。特别富有意味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如果作为青年学生多少是迷信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行为冲动，到了1999年惊人相似的5、6月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和用导弹无耻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所引起的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强烈反映形成对证。历史就这样惊人地具有某种暗示性，美国这个邪恶帝国，再次把道义上的虚善面目，暴露给一个近百年来多次蒙受屈辱的大陆上的人民。我在写作此文时，眼前不断闪现电视画面中南斯拉夫人胸襟上的靶标、贝尔格莱德露天音乐会上的歌谣和北京秀水街上的人流，一种叶落知秋的深意使我的思绪常常游离话题之外，为这个世纪的末年黯然神伤。

　　1999——有太多的希望和悲伤，太多的憧憬和愤怒。在我们即将迎来又一个千年时，是谁作贱了人类美好的梦想，把为新世纪鸣放的吉祥的礼花换成了拖曳着黑尾巴的凶信。在这种背景之下，关于文学我只想说：新世纪的文学应该只有一种，那就是“良知的写作”。

　　中国的1989——1999，这十年包含了大量的思想文化与心灵情感上的变故，可以看作一个基本完整的演变过程。也许有人觉得这个过程和写作的转向没有多大关系。但无论是80年代的文学流变、还是90年代的文学流变，在创作和阅读的密切配合上，都有深刻的社会动机，是社会的综合因素最终选择和确定一种最贴切的文体来作为它文学上的表征。

　　其实，文学走过的道路正是历史走过的道路。整个新时期文学如同一台大戏，各种文体的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方唱”、不同的体裁角色的相互角逐与得宠、失宠，表面看无迹可寻，而实际上正有一只社会之手在执导这宏大的演出。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矛盾的积累、贫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性转型期中的某种失调，作为揭露或剖析社会痼疾的“问题报告文学”逐渐在文学角逐中获得社会阅读的宠幸。一时间全景式的，“中”字头、“大”字头标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涌上各种文学期刊的头条，冷峻的思辨、反思和热烈的吁请、诘难，构成了这类报告文学的基本语调。而实际上，社会问题的积累和“问题报告文学”的走红，有着另一重隐约的暗示，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云的变幻。

　　1998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它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情绪也有标志性的影响。1979至1999的20年，如果作一个划分，这刚好两段的前后十年，正是以这个醒目的事件为分野的。

　　进入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先锋小说的兴起与转向、现实主义小说的重振、散文热的持续不衰和长篇小说的异军突起。这里我们看到，20年时光的流转，叠映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如同“拉洋片”般，依次串联起一个个生动的文体。从诗歌到长篇小说，如同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成长与发育过程。从开始的惊喜与冲动到自信与节制，从短促的愤怒、呐喊、抒情到记录、叙事、沉思。诗歌与长篇小说，这文学世界的两极，这优美的文体转换，如同生命的四季，如同起点和终点、如同完美的圆。

　　进入90年代，苏联与东欧的易帜，内乱、饥馑、国家的破碎、经济的凋敝、民族矛盾的突起、失业、争吵和无休无止的街头政治，使中国人回忆起曾经经历的相似的岁月，一种事隔不久的无言后怕被从“广场”归来的人们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求稳、求富、务实的心态逐渐确定。社会上的新富、殷实安稳的成功者、不失典雅的中产阶级的形象成为大众倾慕的对象。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的时尚代替对抽象的自由主义的狂热追求，面包代替口号，享受代替“革命”、市场代替广场（甚至连“广场”这个字眼也从对政治空间的指定挪用到涉指巨型商业消费空间：“时装广场”、“电器广场”等）。从口到嘴，从语言到食物，从灵魂到肉体，从柏拉图到伊壁鸠鲁，滚滚红尘之中，有一个声音隐约传来：人文主义精神正在失落！于是知识界开始所谓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次讨论第一次不涉指主流的意识形态，而是把矛头指向物质、指向商品、指向游戏、指向享乐主义、指向消费主义和世俗化进程，学者们发现今天他们面对的更大的对手在这里。这场讨论在文学上的集中表现是所谓“二王、二张”之争，所谓“投降与抵抗”之争。

　　90的代文学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文学读者大量流失，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进一步缩小，文学刊物的生存日益困难。文学已经从耀眼的社会公共领域退缩到忽隐忽现、若明若暗的灰色地带，似乎只有作为“问题”才存在——如《废都》，文学的阅读变成对“问题”的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而来的“先锋小说”在90年代开始转向，向比较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靠拢，这种靠拢当然不是一种内在品质的降低，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扩大阅读面的考虑。如果考虑到先锋小说朝着写实风格的悄然转向、新写实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和散文自身文体上的求实特点，90年代的文学的基本趋向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文学创作再次确立了卷入现实可能与努力。新写实主义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回避主观评价、搁置价值判断、收罗生活琐屑、展示生存无奈和生命磨损的消极性的写作。但它却是当时唯一可以和先锋小说一争长短的创作思潮，它的社会性的背景十分明确，与消费主义和世俗化的进程相一致，揭示一种神圣消失之后的世俗浪潮，一个二流的、平庸的、繁琐和热气腾腾的市民社会。它不想给“存在”一个突出的指导性意义，它剔去生活奇异性质，它回避大的事件、冲突和必然性的探寻，它把生存的流动确定在鸡毛蒜皮的偶然堆积上。与以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还有湖北的刘醒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不同，新写实主义小说并不为现实提供答案和方向。如果把二者作一番比较，现实主义小说更象是从80年代初的改革文学发展而来，尽管没了那份浪漫与热情，多了一些艰难与苦涩。这一点也与历史的演进惊人地一致。

　　9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给人的印象更象是历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喘息——在诗的起跑冲刺、短篇小说的穿插接替、中篇小说的耐心训练和持续准备之后，终于有可能检测文学表达的综合能力。90年代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散文的兴起，毕竟长篇小说的创作不是人人都适合-——应该说大多数人不适合这类创作，而且从社会的阅读上看，也是如此。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里，读长篇小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耐心和时间同样匮乏的时代，是一个机会主义、实利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小恩小惠、斤斤计较的时代。长篇小说的复杂结构和波澜壮阔需要阅读的严格配合，而散文正好是一种最好的调济，一种阅读的散步。从创作者而言，那些不参加“长跑”的和从其它文体退出的写作者，正适合这类“自由散漫的散步”。90年代，大量的报纸副刊和各种文化休闲类的刊物，也正缺一批这样的文字来塞满他们的版面。这种各方面的一拍即合，促成散文的壮大和发展。

　　从各方面看，经历了长篇小说之后（其实与长篇平行，不过散文持续的时间肯定会长篇要长）散文都象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后的散步，或着说新时期文学的“解散”与终结。前几年，就有人提出“后新时期”这个概念，要说“后”，散文就是那个后。如同一个深秋，一个剩余，一个收割过的、撒落零星谷穗的田畴，过不了多久的一场大雪，将为一切划上句号。而后呢？新世纪优先选择什么文体作为它的开始呢？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但悄悄涌上的两个字是：诗歌。

　　如新时期文学中的其它文体消长兴衰一样，90年代的散文热，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如果仔细观察，90年代的生活性质与80年代有着重要的差别。90年代初期大众的心理与情绪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苏联东欧令人吃惊溃败与瓦解和连续不断的内乱，使用公众转向求稳怕乱的心理，开始对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实际的反思；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脱圣”和日益世俗化，中国人更多趋向经济人而非政治人，趋向市民化，注重生活享受，更多地关心身边事务，关心当下的实际生活境遇的变化，而把政治问题留给政治家。同时，生存的竞争在这十年也日益激烈，社会关系日益利益化，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日益拉大，中产阶级集团迅速成长壮大，社会利益的分化也十分明显。 这样一种情况使公众的社会情感的分布走向平均与普泛，缺乏持续一贯的热点和汇聚集中的呈示，缺乏张力和突破。这种分散的社会情感与心理和社会公共空间的日益个人化，这种平面化与个人化，这样一种状态，把人们的生活分为更加明显和纯粹的两部分：工作和消费。工作的概念在扩大，一切与提高个人收入有关的活动都是工作，它与单位无关，与职业的高下无关，也与一天的时间划分无关，它要求自己的工作活动是有效的，能直接换算成手中的人民币。而消费则是一种支付，物质消费也好，文化消费也好，它就是消费、而不是别的，尤其不是正襟危坐的深思。这样一种态度，非常符合散文文体上的特点所形成的阅读接受性。散文阅读的松驰、阅读过程的可断可连、叙述口吻的亲切性、内容上的亦真亦幻、篇章结构上的自由聚散和题材的广阔庞杂，都适合当下的人们的阅读消费特点。在诗与故事之间，在歌咏与讲述之间、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散文有着一定的中间立场：它弱于典型的抒情也弱于典型的叙事，它虽然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准文体，但在更加标准的文体之间——比如诗与小说之间，却更像是一种过渡的文体、交叉的文体，带有某种边缘性。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体的兴衰不仅与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它与社会的历史类型和生产方式也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与游牧生活、渔猎生活相联系的是诗歌，这种懒散、游荡、迁徙、漂泊和骤然的冲刺、爆发、凝聚与裂变，如同诗歌对语言的省略和强调。游牧生活的自由散漫、人群的稀薄和偶然聚散、寂寞与简单、迅疾如风的事件轨迹，非常贴合诗歌文体的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游牧者的大量聚集，只有两个原因：战争和庆典的狂欢。而农业社会似乎天然与散文联系在一起，它的生产时间与自然的四季相一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社会与生产具备初步的组织化特征，它适度的分散与集中、自由与约束，人工与自然、平面漫漶的结构、实与虚、动与静，都像是与散文的天然结合。这人与大地的合作，这自然人与社会人成份上的平割，都契合和暗示了一种文字表述上的特征。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所发育的诗歌，与社会生活和生产上的复杂成份有关，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面积、长时间的影响有关，与战争、迁徙和普遍的离情别绪有关。中国的古代的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写作者）是那个时代的土地上的最主要的“行人”（当然还有商人与士兵），这一点与安土重迁的农民不同，他们是农田迁陌上的“游牧者”，作官前的游学、考试和作官后的回避制度，使他们离家乡越来越远。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反映离情别绪的内容特别多的原因，自然的一点点变化都能引发他们对时间的细腻感受和柔肠百结的感叹。灰雁的鸣叫、草木的枯荣、丝竹与洞箫、欢宴和月光都可能化为诗。与小说相联系的是城市，是市民社会，是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印刷品的广泛流通。在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小说第一次把阅读的对象确定在社会的核心知识分子之外，确定在写作者和文化小团体之外 ，真正实现的文学的“下移”，使市民阶层能够通过文字接触到文学。小说的虚拟性（游戏与娱乐）），小说的文字规模（篇幅）、小说故事与结构（组织化）、小说人物的人生命运（第一次提供完整全面的社会形象）、小说的可读性（阅读对象的大众化）、小说作为商品的消费特点（写作作为职业、谋生手段和文字作为商品），都明确无误地说明，小说是世俗社会的产物，是都市生活的文化结果。在各种生活类型中，城市无疑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也是在空间与时间方面人工色彩最强烈的。在以往，文本是社会的有机化的主要力量。人们相距遥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族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使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松散。人们靠文化和少量的文本凝聚在一起，人们共享东西是文本，是写在羊皮纸上、竹简上的文字 ，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文本本身讲究不可译性，文本本身是一种隐秘：文言文或不移一字的经典。而在市民社会性里，社会的有机化力量让位给商品，流通最广泛的是商品，商品建立互信，商品提供统一的语言与话题，阿多诺说“商品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城市社会中小说的出现与普及，彻底“解魅”了文字的神秘力量，使它变成世俗的东西，最后变成一件商品。在文字艺术中，小说的存在是最靠近历史的“现代式”，它也因此取代诗，而几乎成了宗主艺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形象文化席卷而来，最终形成了对文字力量的颠覆。这就是电影、电视的艺术，特别是电视的出现，这猛烈的一击，使文字艺术成为一种保留艺术，一种消失中的艺术，仅仅因为艺术多样性和艺术基因的标本式考察，它才被挽留，如同冰川期留下的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