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写作的转向与散文----节选自《边疆的月光》

　　世纪之交，尤其是第二个“千年世纪之交”，正隆隆向我们走来。

　　据说关于世纪之交准确的时间刻度目前有好几种说法，似乎是天文学家更倾向把2000年，也就是明年，视为本世纪的最后一年，而性急的大众和各路商家则把1999年就看作世纪末年，看作一个喜新厌旧、寻欢作乐的商业上的卖点。“最后一年”时间认定上不一致，已经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公众的我行我素很可能冲破学者们的严谨刻板。在讨论80年代的写作热点时，我也准备灵活一点，以1979年至1989这十年文学的创作的发展来界定“80年代”。这样作的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如果从社会精神、大众心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阶段性变化来看比较完整：1979年的社会解冻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倾覆和压抑情绪 ，到1999年跨世纪的狂欢和如释重负的解脱。特别富有意味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如果作为青年学生多少是迷信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行为冲动，到了1999年惊人相似的5、6月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和用导弹无耻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强烈反映形成对证。

　　文学走过的道路正是历史走过的道路。

　　整个新时期文学如同一台大戏，各种文体的轮番登场、“你方唱罢我方唱”、不同的体裁角逐与得宠、失宠，表面看无迹可寻，而实际上正有一只社会之手在执导这宏大的演出。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解冻首先从诗歌开始，准确地说是从“朦胧诗”开始，诗歌作为所有文体中情感最强烈的文体，它的敏感、便捷与直接，使它首先响应高山峡谷般急剧转向的历史长河。作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先导性的文体，作为游弋在时代的前沿的暗哨，诗歌首先觉察到复苏的春天的气息，最早站出来发射冲锋的响箭。诗歌－－这一人类青春期的文体，还保持着本能的冲动，它天然地适合孕育社会大变动的历史初潮。因为这种变动从各个方面看，都像是辉煌的野合，都具备赴汤蹈火的激情和击穿的理性。在那个时期，诗歌甚至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头，勇敢地站出来回敬极左势力对人性的摧残。 稍后的“伤痕文学”，作为对极左历史的直接控诉迅速跟上，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声讨热浪中的实证材料。它在文学的质地上，尽管还比较粗糙，但这种不顾腔调、声泪俱下的急切倾述，这种仿佛是从还在流血的伤口上直接影印下来的文体，无疑满足了当时的现实政治，与当时的政治动向有着直接的一致性。

　　几乎同时生发的“知青文学”的随后接应，构成了短暂然而猛烈的“伤痕文学“的绵绵余绪。与“伤痕文学”相比，它更温和也更有力，像是文学从外部的伤痛转达人内心的表达。沉思、追忆、抚慰、悼念，如同一曲悠长的挽歌和祭礼，薄雪般覆盖已经流逝的温热的青春。“知青”－－这个奇怪的名称代表者红卫兵运动的主力、城市混乱的制造者、“大串联”的中坚、不可一世的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英雄”。 “知青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影响，远比这个名称所直接指示的内容要复杂，它的精神成就与艺术成就，使它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承前启后的力量。这些被大革命抛弃到偏远农村、又潮水般返城的青春生命，生活被两次中断！真正成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人、陌生人、生存的变乱使他们具备多重的文化背景。富庶与贫穷、文明与粗鄙、优越和优越的失落、命运的曲折多桀和柳暗花明、热情的聚集与消散和理想的高扬与破败……使他们过早地饱尝了人生的苍桑变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中篇小说热”的主干，也同时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辉煌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角色。后来的文学“轰动效应”的丧夫，也主要指作为社会阅读焦点的“中篇小说热”的消退。 “知青文学”－－这个看上去很狭窄的文学写作，为什么会赢得社会阅读如此有力的支持？你可以说这是一次事隔久远的、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对历史的检讨，它富于个体生命的惨痛经验，它写作的时间和事件的时间上的适度的距离感，它所揭示的个体生命的陷秘命运，它从一个城市人的角度、抒写了滞留落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知识者的奇怪经历，它的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彻底的挫折感受……总之，在它的内部包含着对立的因素：城市与乡村、信任和背叛、市俗与反市俗、革命与被革命、建设和破坏、欲望和欲望的压制、理想与理想主义的头破血流。总之、隐秘的生存经历和基本的写作能力在禁锢已久之后终于被解放出来，为社会阅读寻找到一个适度的话题：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是城市的、也是乡村的，它连接青年与老年、子民父母，它穿越时间与空间、穿越完整的历史现场，构成对他人也对自己的相互窥视。 “知青文学”还有另一种意义：在这种小说大红大紫的同时，也顺便形成了新时期文学基本的写作班底－－这样一批作家之所以顺利转入“寻根小说”的写作，一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剧变，传统的断裂，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资源突然被舍弃，人们在检讨的同时关注自身，社会对传统的亲和愿望被放大提升。二是国门打开之后，外国的思想和物质的一古脑的涌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民族性问题得以突现和带出。三是因为这批作家所具备的较为广阔和乡村知识与经历，有可能使他们在这个方向上有所获益－－毕竟，中国人在骨子里一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是在民间，在知识稀薄、野性尚存、人气较重的乡村。当然，适逢其时的思想界、知识界的文化反思热也起到了“理论武装”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想从更深层寻找关于“文革”的供词。 新时期文学的创作队伍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一类是所谓的文学的“归来者”，他们因文学而罹难，也因文学而复出；一类即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一群，文革运动中的基本主力，又被文革运动所抛弃，辉煌与暗淡、狂热与厌倦、下乡与返城构成他们的写作身世和写作空间。与“知青文学”的写作班底不同，新时期文学的另一支队伍是所谓的“60年代的作家”群体，这一拨人促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写作景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样经历了一个与“寻根文学”有点类式的“历史颓败情景”的写作狂潮。

　　在“知青文学”与“寻根文学”之间，有一个有趣的转向不能不提，这就是“知青文学”前后期内部的重要变化。“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的衔接，是起于同一性质的控拆态度，尽管“伤痕文学”中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的控诉意味要浓一些，更像是文学代表社会的“公诉人”，“知青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立场的介入，但基本指向上的一致性很容易看出来，也很容易被混淆。然而，在“知青文学”发展的后半阶段，叙述者对乡村、对农民、对社会底层环境的强烈的对立情绪和批判态度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无言的认同、复杂的依恋和悄然而生的礼赞，是所谓“青春无悔”和“理想万岁”。这种出尔反尔、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人感到迷惑。其主要原因，除了对自身环境的变化的考虑外，也与对城市、对现代性、对传统的反思有关。青春不容否定、那掷于荒野和大风中的年轻生命不容否定、那极左外衣包裹下的理想和信仰如果作为一种抽象价值而存在同样不容否定。生命的一次性通过都是有意义的，过去的不幸与磨难、过去的高扬的理想主义，在日渐殷实、也日渐显得物质主义的庸俗化生活中，渐渐显出一种弥足珍贵的圣洁性。偏僻之地曾经蒸腾着的心灵与血肉，成为信仰缺席的今天的一种象征性的挽留力量，一种感恩的念头涌现出来，清贫、素洁、热病般令人颤栗的狂热理想、禁欲主义和大地之上的原始劳动、弃子般的流浪与放逐……这一切多少都有那么一点落魄公子般的诗意。 你可以说“知青文学”是一次关于“身份的写作”，这种“身份”上的魔术般的置换和社会发展的移形换步，使 “知青文学”的内部发展有了一种奇怪的转向，理解这种转向并不全靠理性，它更多地源于生命流逝中的顾影自怜。和“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相互重叠与交插的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创造。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情景相适应，它在文学上可以以正剧的形式表现为改革题材的文学创造，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反拔为“寻根文学”民族主义的挽歌，也可以反讽为现代主义的文学错动。“现代主义文学”起初作为一种再次的横植(新文化运动曾经有类似的情景)，直接与文化政策的开放有关，它在朦胧诗、特别是朦胧诗的后半段已经有过较为明确的显示，之后是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小说和90年代先锋文学，一波一波、不绝如缕。其实，这种思潮也是或稀薄或稠密地流贯、浸染于各种类型的写作当中。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尽管与主流意识形态抵牾不断，一直被视为异类、他者，但它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同样可以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表征之一。这一点甚至在它的发生过程中也是很明显的。从源流关系上看，在70年代末和80年初，作为一种“舶来品”，作为一种非常稀缺的文化资源，它掌握在少数与外部世界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的手中，比如外交官的儿子－－如果他的儿子是一个文学青年的话，比如有权接触外文资料的家庭或与海外有某种联系的人等等。这样一种不公开的状态使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同一种真正能够取得优势地位的战略情报，而它的传递也的确像是一种隐秘的“非法文化”的走私者：可以在自己的写作中兑现所谓“原创性”的暴利。

　　在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文学写作者，因为得到一本那样的书所可能具备的垄断性优势。而在当时，它是一种真正的宝贝。实际上也的确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千方百计地寻觅这类读物；把它一笔一划地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或者稍加领悟改头换面、直接变成自己的“作品”。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不均匀分布，剥夺了其他写作者的知情权，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随着大规模的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的译介和自由传播，使“迟到的阅读者”终于有机会对国内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加以对照，恍然大悟之后创作界和批语界响起“伪现代派”的呼声。这个文学交流史上的“黑色幽默”，与其说是文学内部的，不如说是文化政策上的。同样的情况在科技领域也存在，许多“世界首创”的神话在后来一一破灭。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矛盾的积累、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社会转型期中的某种失调，作为揭露或剖析社会痼疾的“问题报告文学”逐渐在文学角逐中获得社会阅读的宠幸。一时间全景式的，“中”字头、“大”字头标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涌上各种文学期刊的头条，冷峻、思辨、反思和热烈的吁请、诘难，构成了这类报告文学的基本语调。而实际上，社会问题的积累和“问题报告文学”的走红，有着另一重隐约的暗示，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云的变幻。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有重要的影响，它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和心理情绪也有标志性的影响。1979至1999的20年，如果作一个划分，这刚好两段的前后十后，正是以这个醒目的事件为分野的。

　　进入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先锋小说的兴起与转向、现实主义小说的重振、长篇小说的异军突起和散文热的持续不衰。这里我们看到，20年时光的流转，叠映在文学的发展史上，如同“拉洋片”般，依次串联起一个个生动的文体。从20年前的诗歌到今天的长篇小说与散文，如同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成长与发育过程：从开始的惊喜与冲动到自信与节制，从短促的愤怒、呐喊、抒情到记录、叙事、沉思。诗歌与散文、这文学世界的两极，这优美的文体转换，如同生命的四季，如同起点和终点、如同完美的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文体的兴衰不仅与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看，它与社会的历史类型和生产方式也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与游牧生活、渔猎生活相联系的是诗歌，这种懒散、游荡、迁徙、漂泊和骤然的冲刺、爆发、凝聚与裂变，如同诗歌对语言的省略和强调。游牧生活的自由散漫、人群的稀薄和偶然聚散、寂寞与简单、迅疾如风的事件轨迹，非常贴合诗歌文体的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游牧者的大量聚集，只有两个原因：战争和庆典的狂欢。

　　而农业社会似乎天然与散文联系在一起，它的生产时间与自然的四季相一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与生产具备初步的组织化特征，它适度的分散与集中、自由与约束，人工与自然、平面漫漶的结构、实与虚、动与静，都像是与散文的天然结合。这人与大地的合作，这自然人与社会人在成份上的平割，都契合和暗示了一种文字表述上的特征。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所发育的诗歌，与社会和生产上的复杂成份有关，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面积、长时间的影响有关，与战争、迁徙和普遍的离情别绪有关。

　　中国的古代的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写作者)是那个时代的土地上的最主要的“行人”(当然还有商人与士兵)，这一点与安土重迁的农民不同，他们是农田阡陌上的“游牧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生好入名山游……作官前的游学、考试和作官后的回避制度，使他们离农乡越来越远。这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反映离情别绪的内容特别多的原因，自然的一点点变化都能引发他们对时间的细腻感受和柔肠百结的感叹。灰雁的鸣叫、草木的枯荣、丝竹与洞箫、欢宴和月光……都可能化为诗。

　　与小说相联系的是城市，是市民社会，是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印刷品的广泛流通。在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小说第一次把阅读的对象确定在社会的核心知识分子之外，确定在写作者和文化小团体之外，真正实现文学的“下移”，使粗通文墨的下层能够通过文字接触到文学。小说的虚似性(游戏与娱乐)，小说的文字规模(篇幅)、小说的故事与结构(组织化)、小说中人物的人生命运(第一次提供完整全面的社会形象)、小说的可读性(阅读对象的大众化)、小说作为商品的消费特点(写作作为职业、谋生手段和文字作为商品)，都明确无误地说明，小说是世俗社会的产物，是都市生活的文化结果。

　　在各种生活类型中，城市无疑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也是在空间与时间方面人工色彩最强烈的。在以往，文本是社会的有机化的主要力量。人们相距遥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族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使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松散。人们靠文化和少量的文本凝聚在一起，人们所共享东西是文本，是写在羊皮纸、丝帛、竹简上的文字，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文本本身讲究不可译性，文本本身是一种隐秘：文言文或不移一字的经典。而在市民社会里，社会的有机化力量让位给商品，流通最广泛的是商品，商品建立互信，商品提供统一的语言与话题，阿多诺说“商品是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城市社会中小说的出现与普及，彻底“解魅”了文字的神秘力量，使它变成世俗的东西，最后变成一件商品。在文字艺术中，小说的存在是最靠近历史的“现代式”，它也因此取代诗，而几乎成了宗主艺术。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形象文化席卷而来，最终形成了对文字力量的颠覆。这就是电影、电视的艺术、特别是电视的出现，这猛烈的一击，使文字艺术成为一种保留艺术，一种消失中的艺术，仅仅因为艺术多样性和艺术基因的标本式考察，它才被挽留，如同冰川期留下的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