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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泻 的 思 绪　　风 中 的 诗 歌

——杨子访谈录

采访：天 竺

　　一、杨子，您好，您的诗歌较为低调，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无枝可栖的落寞情绪，似乎与你爱好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遥相呼应，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诗歌写作的？

　　我读到佩索阿和开始翻译佩索阿的时候，已经是我开始诗歌写作的１０多年之后。
　　你说的无枝可栖也许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的困境，在文明的底座被沸腾的现代性的毁坏之后，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居住的城市、和他使用的器物之间的亲密感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薄－－你已经见不到一个农民坐在水渠边把他的铁锨擦得雪亮，人们甚至不去擦拭电脑屏幕上的灰尘－－甚至日益变得对立。投向自己的目光是怀疑的，不确定的甚至厌恶的。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躯壳里，住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另一个人，是尘世的欲望的投影，是广场上一个疯狂的集体的呼喊的回声。

　　我的诗歌写作始于大学年代。叶赛宁和济慈曾经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一度热爱过惠特曼，遗憾的是，我无法将他那种宇宙一样庞大的精神移植到我的身上。对于任何一个更多地呆在书房里的诗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美国现代诗人。从艾略特到马克·斯特兰德。

　　二、您的诗歌话语是边缘性的，强调对个人价值和命运的思考，揭示了现代生活的某种生存困境和物质拶迫，您的创作主张中好象有一条“趋向冷漠，回避感情”，您能谈谈其间的知性思考与价值取向么？

　　你提到我的语言的边缘性。我只知道我从未追随过当代诗歌的任何形式和趣味。我曾经写过一组名叫《蓝马破门而入》，现在看来很幼稚。因为那时很喜欢弗兰兹·马尔克和曹力笔下的蓝马。在我的诗中，蓝马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精灵，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对了，超现实主义对我有很大影响，它让我的诗歌获得了某种个人色彩，却也使我长时间地隔离于现实之外。现实虽然很乏味，但打动人的最终还是发生在我们的血肉之躯上的现实本身。

　　我曾经对于艾略特的“回避情感”的诗歌主张很热衷，但是我并没有做到。在我的诗歌中，似乎处处都可以见到情感，某种低烧状态的情感。现在我要说，我不会再回避情感。为什么要回避情感呢？情感是我们的一种最日常的状况。我甚至不会回避强烈的情感，尽管它可能是一种疾病。
　　
　　三、您的诗歌语言流畅而紧张，节奏感较强，您对诗歌形式方面的理解是怎样的？

　　一些诗人近来开始强调慢下来。显然慢比快难。那种迂缓的深沉的节奏是我们的汉语诗歌所不具备的。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赛弗里斯那样的诗人来让我们感到一个民族心智的成熟。飞快的速度也许暗含着毁灭的冲动，是青春期的一种病症，带来的是感官的快感。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赛弗里斯那样的诗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智慧和风度。
　　我自己的诗歌确实似乎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的对抗状态，一直在一种黑暗和幽暗不明中。这使我的诗歌有时过于激烈，不够冲淡。这对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形成某种伤害。
　　说到形式，很多风格完全相异的诗人都曾经对我很有吸引力。一个诗人只能写他命定要写的那种诗吗？我想起曾经在巴黎街头画裸体女人的画家米勒，他后来是怎样转向朴素的呢？朴素无疑是最高的境界，它对形式的要求也是两个字：朴素。但我目前还摆脱不了新鲜的、多变的、复杂的形式的诱惑。
　　一个人，无论他如何锤炼他的技巧，都无法摆脱他的血质，但是只要我们不在恶劣的气候之外再造一个精神的坏气候，我们就可以期待自己的变化和生长，就像一棵小树渐渐枝繁叶茂，就像河流在进入大海之前渐渐变得开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它的胸怀和眼界。

　　四、欧阳江河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经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坚持诗歌创作的您对此怎么看？
　　
　　回过头来看已经出现的当代中国诗歌，这种沮丧无疑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很显然，曾经让我们激动和赞叹的作品如今已经不能让我们兴奋了。但这种结束也许正是开始。

　　五、您钟爱的诗人与诗作。

　　这个名单会很长。这两年的阅读中有过两次兴奋，一次是读黄灿然翻译的希腊诗人卡瓦菲，一次是读罗池翻译的以色列诗人阿米亥。马克·斯特兰德和查尔斯·西密克也是我很喜欢的诗人。我在翻译马克·斯特兰德的时候很少去翻字典，这并不说明辞藻的无用性，但至少可以启发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可以达到最强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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