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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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林立，原名林治传，山东省文登市人，青少年时期在大连市学习、工作15年，文革后期在新疆工作、流浪30余年。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新疆兵团作家协会会员、新疆兵团摄影家协会会员、新疆西部艺术研究会会员、新疆人体科学学会会员；乌鲁木齐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个人作品专辑：小小说集《梦游》、杂文集《我是文盲》、报告文学集《大西北的呼唤》。

八千里路苦行僧
——经历磨难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林立

　　我出生在胶东老解放区，没见过打着太阳旗的日本鬼子，也没见过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因而没有受过战争的洗礼。
　　我家是贫农（在如今以贫为耻的年月，我也没有必要对家庭出身进行‘修饰’），一家八口人先后挤在两间半草屋中。我记事时，姐姐们已经出嫁，大哥当兵去了，家中只有父母亲和我兄弟三人，倒不觉得两间半房子有多挤。
　　我的父亲是个农村泥瓦匠,农忙时下地务农,农闲时外出盖房,在农村就算是能挣钱的手艺人了。但是,解放前没有自己的土地,因此无论如何也养不活六个孩子。我出生前,父母就将一个女儿送人做养女。丫头片子不值钱，听说只换了一斗高粱米。后来,我那个姐姐十几岁便投奔了八路军。
　　土改中，我家分到了三间房子和几亩地,就再也没有揭不开锅的时候了。那时候,尽管吃的是地瓜(红薯)和粑粑(玉米面饼子),很难吃到白面大米,但比起“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已经算得上是天堂的生活了。
　　 1955年,在大连定居的大姐和大哥,将我们全家迁往大连,我们都成了城市居民。
　　如果,从此后我顺从命运的安排,可能会一生在美丽的城市大连过着舒心的日子。后来的40多年中,我的艰难困苦大都是我“自讨苦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是受保护的“艺术苗子”，饮食待遇远远高于不吃肉的毛泽东主席(当然,这是多年后才知道的)。有一次,我随剧团下乡支农,看到农民吃着玉米秆粉掺进一点地瓜面做成的窝头，喝着没有油水只有几片菜叶的清汤,却干着繁重的农活。
　　我的心被震撼了。我含着眼泪，把自己的白面馒头换给农民吃。我说,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最该吃白面的是农民。回城后,我主动申请到农村长期体验生活,想写农村题材的剧本。我不听领导和父母的劝说,自己要求停发工资，携带户口，到农村踏踏实实当几年公社社员。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吃着红薯叶子代食品,学着干一切轻重农活,几个月下来,掉了十几斤肉。劳动之余，我组织社员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学雷锋，排演文艺节目，创办了第一个生产队“文化室”。后来，农村文化室、文化站在全县推广。那是不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室？我不知道，但肯定是全县第一个文化室。
　　我自愿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放弃高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从生活的最高峰猛然下降到最低谷。人们说我是个“膘子”（傻子）,别人都挖空心思想往城里跑,我却自己从大城市跑到农村来受罪。农民说的“受罪”，我倒能够咬咬牙受下去，受不了的是某些农村干部的作威作福。从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和几个土皇帝斗。当然,倒霉的只能是我自己。人家有权有势有后台,又有宗族势力和帮派势力撑腰，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竟然把我这个贫农子弟、共青团员传唤到五类分子堆里接受批判，让我也当了一把牛鬼蛇神。
　　更令人痛断肝肠的是,大连市文艺系统革命委员会竟将我的长期深入生活定性为自行离职,对我关闭了文艺界大门。我说，既然要我一辈子种地，那么我要求到人少地多的新疆去。
　　 1971年,我到了新疆。在乌鲁木齐西郊一个农场里,我的文学、音乐、美术、摄影专长大受领导的赏识。参加宣传队,创办文化室,我把个人的这些“财富”全部奉献给了边疆。70年代,阿里日报社要调我去当编辑,农场不放,说我是农场的“红秀才”。那时候不准挖墙脚，报社赵书记只好作罢。后来,新疆七一纺织厂宣传科要调我,农场还是不放人。
　　1974年,我刚红了两年,突然就变“黑”了。
　　在推荐工农大学生时,农场某些权贵人物竟然违背国务院指示精神,营私舞弊、偷梁换柱，将群众推荐的人选私下换成某“长”的侄子。
　　群众怒吼了。这种事,我自然是站在群众一边。领导找我谈话三次,许以入党升官之愿,要我出面瓦解、疏导乃至批斗“犯上作乱”的骨干分子。我绝不可能出卖真理，出卖良心，出卖朋友，自然是严词拒绝。结果,我被封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官”——“反党集团总司令”。
　　当了这样的“大官”,随之而来的残酷迫害就可想而知了。扣工资是那个年带整人的通用法宝,非同一般的是还要扣口粮,包括我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的口粮。那时候没有议价粮,这就等于开除了我们的国籍,不准吃中国饭。其它如隔离审查,投入牢房,威逼离婚等等迫害手段应有尽有。这就是后来“当代微型小说百家”林立简介中所说的：“由东北到西北，历经了人世间除砍头之外的种种磨难，但吃百堑不长一智,仍然傻冒一个”。
　　磨难与迫害,并没有磨平我的性格棱角,更没有使我变成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这就注定了我的人生路上还将有数不尽的磨难。冤假错案平反以后,我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彷徨了多年,终于再一次自找苦吃，钻进了不合时宜的纯文学创作的牛角尖。
　　这些事情,在《怪人林立》一文已有介绍(载1999年〈新疆作家〉)。
　　人生磨难是谁都不愿意遭遇的,既然躲不过,便应该于磨难之后，从中挖掘一些有用的东西,加以利用。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有一弊亦必有一利。磨难与迫害是坏事,而坏事也能从中发掘出三分有益的成分，譬如锻炼了人的意志。而对于文学作者,则是提供了博大精深的创作源泉。
　　在我的作品中,有相当多的篇章，时隐时现的渗透出磨难与迫害的苦水。虽然,我往往对这些苦水进行了深加工,使其苦中带甜、带酸、带辣,但它的源泉毕竟还是磨难深重的苦水泉。
　　杂文集《我是文盲》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喜欢在面条碗里卧着荷包蛋,而我的面条中,则每每埋伏着一枚野山椒”。这些野山椒的产地,大概就在苦水泉一带。
　　报告文学集《大西北的呼唤》后记中说:“我这个人嘴臭,朋友们常骂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笔也尖刻,似刀,专寻浓血处发挥。年轻时学过中医,对三棱针针刺放血疗法颇有感悟。刺破了皮肉,痛是有些痛,但放点血之后,病就好了,善莫大焉!但是,身临其境,采访了那些战斗在雪山、荒漠、高寒缺氧、风沙弥漫处的边疆建设者和保卫者之后,我的尖酸刻薄的杂文笔法毫无用武之地,只能发自内心地讴歌”。是他们的磨难感染了我,引起自身磨难的强大共鸣。如果没有自身的磨难,这种共鸣必然是轻浮的。
　　作家只有亲身经历磨难,才能与别人的磨难在情感上充分融合；才能避免作品的庸俗肤浅；才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