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要勤劳。——梭罗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把动物当成一般象征。如果为了将勤恳道德化，就写蚂蚁；为了赋予勇敢以道德意义就写狮子，那样的话，既是哲学的庸俗化，也埋没了动物们的天赋。
蚁丘不只是蚂蚁在建构大型地底居室的过程里，所挖掘堆积的一堆泥土那么简单而已。蚁丘的结构异常复杂，宛如有序的迷宫，它们的形状对称、富含有机物质、信道与巢室密布相连，同时还夹杂了草、叶、茎干碎片，以及小圆石与细小木炭。实际上，蚁丘是突出于地表的蚂蚁都市，里面住满了蚂蚁与其幼期个体。由于蚁丘斜坡有固定方向，因此几世纪以来，阿尔卑斯山脉的居民一直将蚁丘当成天然指南针。
　　当初，古希腊希罗多德与普西尼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蚂蚁的习性，才会写出蚂蚁采金矿的传奇报导。希罗多德断定，所谓的阿富汗“采矿蚁”由一种比狐狸大、比狗小的蚂蚁，它们守护着神的金属。上午的太阳最热，所以那些蚂蚁一般上午躲在地穴中休息，下午出来活动，若碰到有人来偷金子，便人畜兼咬。当地的印度人为了偷取黄金，一般是带一母两公三匹骆驼，在早晨前往，若被蚂蚁发现，便骑着母骆驼逃跑，而将两匹公骆驼留给蚂蚁吃。原因是母骆驼惦记着家中的小骆驼，跑得快。蚂蚁在黄金的放大作用下，竟然具有了比狐狸大、比狗小的体格，并且兼有了狐狸的狡猾和狗的忠诚，可惜，蚂蚁从来没有如此风光过。它们是卑贱的，不起眼的，但因此也是平凡而真实的。因此，当论及“人”的大与小时，参照物是无比重要的，因为“人既可能是上帝眼中的蚂蚁，也可以是蚂蚁眼中的上帝”。在同一认识领域、面对同一认识对象、就同一认识问题，不同的认识主体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蚂蚁眼睛里的世界和大象眼睛里的世界是不同的。可是，很多悲观主义者是倾向于“人就是蚂蚁”这一看法的。
　　在中世纪，面对上帝万能的教义，布鲁诺竟然大胆断言“面对无限，人不过是一只蚂蚁。”他再次回到了“齐蚂蚁论”的平凡立场，由于布鲁诺拒绝收回他的异端言论，于1600年惨遭火刑。但是，蚂蚁的平凡性质并不因为火刑而丧失，它仍然感动着后来者，使哲学反思人的本性以及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新工具》一书中，哲学家培根提出了他的“四假相”论，显然，几种动物的身影晃动在他的理性天平上，他企图以动物式的神秘智慧来获得甄别事物的方法。他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了三种理解自然的方法，即蚂蚁式的、蜘蛛式的和蜜蜂式的方法。他认为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材料；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身的材料织网；上述这两种方法都把实验和理性分开来了，是不可取的方法。真正的哲学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像蜜蜂那样从花朵上采集花粉，又以自身的能力将其消化。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评价道：“培根对自己的方法的评价是，它告诉我们如何整理科学必须依据的观察资料。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像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这话对蚂蚁未免欠公平，但是也足以说明培根的意思。”很显然，蚂蚁所具有的实证、经验的学风似乎并不为培根所看重，倒是很合罗素的胃口。其实，正是具有蚂蚁的实证风格，近代科学才得以找到了突破口。
　　如果把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称之为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而将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称之为近代经验主义的代表。前者好像自行吐丝织网的蜘蛛，安坐在扶手椅中构造精细的形而上学体系；后者则像是蚂蚁，辛勤地搜集材料，热衷于观察。前者强调理性高于感觉，理性自身就可以获得真实的天赋知识；后者强调感觉经验的优先性，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和观察；前者认为逻辑和经验事实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方法各异，不容混淆；而后者则认为逻辑本身既属于理智，亦属于世界，逻辑方法可以解决事实问题……总之，这种对立的阵营直到康德完成了伟大的综合为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的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有关“蚂蚁”现象。蚂蚁在海边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的沙滩上爬行，留下的曲曲折折的轨迹决不表示蚂蚁认知能力的复杂性，而只表示着海岸的复杂性。当我们把人当作一个行为系统来看的时候，人和蚂蚁一样，其认知能力是极其单纯的。在海边爬行的蚂蚁，虽然能感知蚁巢的大致方向，但它既不能预知途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物，其视野也是很有限的。由于这种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所以蚂蚁每当遇到一块石头或什么别的障碍时，就不得不改变前进的方向。蚂蚁的行为看起来的复杂性是由于海岸的复杂性引起的。
　　西蒙以蚂蚁喻人，认为人的认知能力也是单纯的，人的行为的复杂性也不过是反映了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第一，人和蚂蚁一样是一个极其简单的行为系统，人的认知能力是有局限性的；第二，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局限性，所以人的决策就不得不以满意原则为标准，而不能以追求合理性的经济学所使用的最优化（最大化）原则为标准。第三，为了在满意的基础上保证尽可能大的合理性，就应该通过组织结构的设计，使组织内信息处理单纯化，以尽量克服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里指出，基督教主张动物没有不死灵魂的学说，在笛卡儿那里产生了非比寻常的结论：动物连意识也没有。这种方法“解决”意识在物质世界里位置的问题，在我们看起来、甚至在许多当代人看起 来，都显得诡异；不过在当时，也有人认为它有重大的优点。它为相信死后有生命提供了一个理由，而笛卡儿认为这“极为重要”，因为“认为动物的灵魂与我们的灵魂具有同样性质，认为我们对死后所需恐惧的或所可期望的不比飞蝇和蚂蚁多”，乃是容易导致不道德行为的错误想法。这个理论还消除了一个古老而困惑的神学难题：为何一位正义的神竟然会容许动物受苦，虽然它们既未继承亚当的罪、也无从在来世获得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