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和是春秋时期的秦国人。《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道，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派遣医和就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多了，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医和答：“节之”，并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他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后来还把这玄妙之论告诉了赵孟，赵孟问：“何谓蛊？”这个设秘的仁者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称赞说：“良医也！”。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故，其实是为女色扣上了一顶悖论的帽子。媚术在修炼成美女的技术美学之前，应该是男权为其设置了蓝图的。蛊基本上是一种精神动物，而媚术近于放蛊，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蛊的策源地，这就将蛊的队伍，扩大到了女色的范畴内。蛊精通媚术，蛊主司淫事。尽管它外貌平平，却装扮妖冶，善制媚物，如相思红豆、媚草、媚蝶等等。《易经》上说“女惑男谓之蛊”，每当妇人不得其夫宠爱，就可以求助于它，它会用一种药物惑咒术来引诱浪子回头。蛊尽管在物质上子午须有，但使用“精神也是物质”的诡辩，蛊就被赋予了一种具体的虫形面具。文化还为其制定了出与入的生存方式，并归纳了蛊诸种作恶的手段。
　　《搜神记·卷十二》就具体提出了蛊的表现形态：“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家，或为虫豚，其人皆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死。”而《说文解字》段玉裁也注道：“枭磔死之鬼亦为蛊。……强死之鬼，其魂魄能冯附于人，以为淫厉。是亦以人为蛊而害之也。”
　　在文字层面出没的蛊有多种涵义，主要的一种作“腹中虫”解，从虫，从皿。皿是一种日常用器，饭钵、饭碗或盛其它食物和饮水的用具均是，而古汉语的虫字象征好几只虫。陈年谷仓里，谷壳会变成一种飞虫，古人也称它为蛊。《左传》昭公元年就耸人听闻地记述道：“谷之飞，亦为蛊”，这就进一步妖魔化了蛊无处不在的威力。在蛊飞舞的空域中，影响最大的解释是《本草纲目》的说法：造蛊的妄人捉一百只虫，放入器皿中。这一百只虫以大吃小，最后活在器皿中的一只大虫就叫做蛊。这固然是符合进化论的原则，但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似乎在恶毒世界显示得更为生动和具体。
　　毒蛊多在中国大陆南方各省养成并盘桓，种类很多，有蜣蜋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和挑生蛊等。放蛊的人趁他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蛊放入食物，吃了以后，就会染上蛊毒，染了蛊毒的人会染患一种或慢性、或急性的怪病。令人奇怪的是，蛊虫从不见于汉语之外的语境。即使连古埃及坟墓中的吃人怪虫也没有蛊的高超技能，而东瀛诸国的蛊，则多是他们在阅读汉籍以后的联想，或者说是一种字蛊，除了加害于想象，似乎并没有大规模作恶的可能。这就可以发现，蛊是典型的中国虫，或者叫汉字恶物，因为它施展恶力的地域，只能局限在字面，逸出字面的谋杀，多半是具体毒物的本事了，不值得蛊出手。蛊要杀人于无形，必须是对付极高明的角色。
　　在蛊的谱系中，金蚕蛊是端座在顶巅的绝对权力。传说中的金蚕蛊形状类似桑蚕，通体金色灿烂。唐代人认为金蚕蛊“屈如指环，食故绯锦，如蚕之食叶”，故又称之为“食锦虫”，也有人认为之所以以金为名是因为“每至金日，则蛊神下粪如白鸟矢，刮取以毒人”。所以取名为“金”。
　　古书往往说，金蚕蛊是在四川的偏僻山区养成的，渐渐流传于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这种蛊的表皮是蚕金色，每天喂它锦锻四寸，把它解出的粪便放在食物里，吞服了的人就会生病死亡。相传这种蛊会使养它的人暴富，根据物极必反的道理，金蚕蛊也会使豢养者发生横祸，因而我们很难断定在金蚕蛊与豢养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如果豢养者无意继续供养，要准备一只小箱子，放些金银锦绸，把金蚕蛊垫在里面，然后把这只小箱子放在路旁，听凭别人把箱子携走，叫做嫁金蚕蛊。
　　构思金蚕蛊的人，在发挥想象力时似乎没有顾及一个想象逻辑，即凡是顶级毒物必然有最为薄弱的“命门”，因此，古代的毒物遐想者几乎赋予了金蚕蛊一切物种的冲动，说它侵入人的体内后，会吃完人的肠胃。它的生命力很强，水淹不死，火烧不死，刀也砍不死。死人的财产随之移入蛊主的家里。养蛊的主人养了金蚕蛊后必须用之连续杀人，每年一个，如果间隔三年不以蛊杀人，蛊主本人也会中蛊死去。至此，才终于出现了一个自杀的结局。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明，凡作恶者只得继续为恶才能保全性命呢？这就使我们发现，古人构思这个精神动物生衍过程时漏洞极多。
　　自己是否知道已经中了金蚕蛊？可吃白矾或口嚼生黑豆来验证。白矾的味道很苦，啃这两种东西的人，如果觉得白矾是甜的，生黑豆是香的，就是中了蛊，要用石榴皮煎成汁，服用以后，可以吐出金蚕蛊的蛊毒。古文化，毒物文化嬗变到到这个地步，就进一步显示了文化的荒唐。有的人在蛊毒流行的地区食宿，通常先问主人：“这碗菜、这碗面你们有没有下蛊？”据说事先这么一说，毒物就退缩了。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其实不但毫无效用，而且更可能招来麻烦。有时我就想，古人在害人一道上变本加厉，但在预防方面又是多么幼稚啊。
　　著名的放蛊方式叫“拍花”，这种臆造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性政策。有些逃荒的妇人，头上裹一块蓝布，走到一处人家，与人寒暄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在他的手心拍几下，并说“好，好”。第二天，这个被她拍过手心的人就会忽然仆地。有人发生过这种情形，请郎中治疗，才发现这个人中了蛊，服药后他口中竟吐出几十个纸团，这种纸团就是蛊。为什么单单要指出这是逃荒的妇人呢？这应该还是卫道士们苦思出来的勾当。不过是为了让男人们警惕单身女人，路边的野花不要碰，更不要企图去打馊主意。
　　这让我联想到西方传说里的神气植物，一种名为康帕内的植物的根部，是为了使人遭受爱的诅咒术而被使用的。将康帕内的根部，与苹果、香料加以混合，渗入一些水。这种在圣约翰节的前夕被掘起而制成的春药，被称为“夏娃”，人们相信，它作为使不肯屈从、无法诱惑的对象，成为爱的俘虏的药物，是很有效的。在法国中世纪的情诗《杜利斯达尔伊柔尔黛》之中，“夏娃”帮助女人获得了国王的爱情。这种类似于蛊毒的植物混合液体，也有些近于汉语中的植物蛊，尽管其效用南辕北辙——西方人是获得爱，东方人是报仇雪恨。
　　历史上，附会于蛊毒的事件多如牛毛，而且言之凿凿。在历史上曾有发生过数次宫廷内巫蛊作祟的事件。例如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之子和阳石公主被朱安世所诬陷，指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通奸危害武帝，在武帝经常通过的驰道上埋木偶为巫蛊。武帝信以为真，就把三人处死了。可见人们对巫蛊能害人之事是深信不疑的。后来隋朝宫廷也发生过一次无形的蛊乱。隋代大将军独孤迤的家里，有一个名叫徐阿尼的丫头，有拜猫鬼的习惯，每天深夜子时，她偷偷的起床，备供品焚香向猫鬼祭拜，（子属鼠，子时拜猫，暗示以鼠祭猫），她越拜越灵，猫鬼常把别家的财物搬给她。独孤迤还没有做官的时候，在家闲居，有饮酒的嗜好，他的妻子不肯给钱买酒，独孤迤只得向徐阿尼讨酒。阿尼回答说：“没有钱买酒。”独孤迤说：“你为什么不叫猫鬼到越公家取钱买酒？”阿尼只得暗中祈祷，不到一个时辰，买酒的钱就送到了，独孤迤就这样贪而无厌的不断叫阿尼向猫鬼取钱买酒。这件事被人向隋文帝参了一本；文帝说：这是一种妖怪，下令把徐阿尼赶走，不久独孤迤被处死刑，他的弟弟向文帝哀求，才免官为庶人，而猫鬼也消失了（见隋书独孤迤传）。
　　其实，旧律对蛊毒的处罚是比较苛酷的，比如汉代的法律对于巫蛊的查禁，规定就非常严厉，动辄以“弃市”或“诛族”的办法予以惩罚。至清一代，法律中也还有详尽的蛊毒记载。这就从国家法律的角度，把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动物予以了反复落实，但反过来说，蛊俨然成为了防范人们邪念滋生的虫子。
　　我们可以认定，蛊是阴谋理论的产物，是阴骘人心的宠儿，也真实地体现了人有怨恨、心魔立生的规律，也体现了弱力者过分压抑仇恨，必然异化为怨毒、异化为蛊毒的精神弱力现状，他们不敢指望通过锋刃与鲜血来一洗深仇，只能寄希望于那悄然无声的精神动物来雪耻大恨。鉴于弱力者众多，因此，蛊与巫术、叫魂等等浑然一体，还将护卫着阴暗人心的灵台。

2003年10月12日在成都
摘自：《玄学兽》